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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县城的女人紧走几步，追她到村口的时候，果然见娅梅已经进村，正和村人在村口相互辨认、问候。彼此说些胖了、瘦了、显老了、你还年轻那种一见如故的话。他看见她时，紧走了几步，可到了人群边上，又冷不丁儿收了脚步，想起她不仅仅是来看离婚十七年的丈夫，还是来看张家营人、张家营村。确切说，她是脱开都市，到这旧地寻找一丝安宁。于是，他站在人群外面不动了，看着她像看着一位和人人都熟的客人。那当儿，太阳西沉，村口是一地浅黄浅红的光色，这光色和她的兴奋融在一块儿，在她脸上跳来跳去，很像了县剧团唱新戏时舞台上旋转的灯光。她穿了针织的春装，淡灰淡白，既朴素又大方，不留心会以为是她随便穿套衣服便来了，可稍微留神也就知道，这是她着意的打扮。她不想把都市的豪华带进这乡土社会里，也不想把都市的沦落带进张家营。浅灰浅白也许正是她当时心境。他站着望她，她也站着望他。他们彼此对望那一刻，是一阵突来的安静，连落日的声音，都隐隐约约，吱吱有声地从西山梁上传了过来。之后，他先从怔中醒来。

他说：“来了？”

她说：“来了。”

他说：“颠了一路，回家洗洗。”

她说：“从县城坐车，倒很方便的。”

接下，村人便簇拥着进了张老师的新房，都说天元盖的新房好漂亮哟，浑砖到顶，上下闻不到土腥的气息，想不到吧娅梅。娅梅不说话，只在院里仰头望着房子，几条掩盖不住的深纹横在她的额上，挂在她的眼角，很像有粗有细的树枝极有章法地在天空挂着不动。走进屋子，她说天元，老房子扒了？他说还没有，她便如释重负地坐了下来。接下去的事情，就更加日常，她从一位在村里时常常骂俏的嫂子手里接过一个满是拉链的大包，和任何一个久不回家的村人一样，抓出许多只有省会才能买到的透心精糖、什锦软糖及进口的美国巧克力，给大人孩子各人一把或者半斤，然后让大家坐下。大家反倒成了客人似的，拘拘谨谨，说你坐你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然后就都坐了。没有凳的坐在门槛上、门墩上，乱哄哄地问些省会的传闻，说亚细亚大楼到底几十层？她说不到十层，哪敢几十层。又问二七纪念塔到底是不是二十七层？亚细亚城、郑州服装城等，真的和县城一样大吗？这些又亲切、又可笑的问话，她都很乐意做回答。问至最后，忽然有个女人说：“娅梅，你又嫁个男人没？”

“没有，”她说，“一个人过。”

那女人说：“不再成个家该有多受累。”

她说：“不累，也没合适的。”

这样直到日落尽去，村头一如既往地响起女人唤娃儿吃饭的声音，村人们才零零散散走去。天元也才从灶房端出一碗荷包蛋来。她送走了最后几个老嫂小妹，回来接过天元煮的荷包蛋，认认真真转着身子，把房子看了一遍，最后把目光搁在了天元身上。

“盖房子借债了吧。”

“没有。”

“我想着不会没有，借了你让我还。”

“真的没有。”

她开始吃他煮的荷包蛋。一切都是熟识的、温暖的，似乎和她在张家营时一模一样，不仅是这白里包黄的荷包蛋的味道，就连盛蛋的陶碗，也是她在这里时，特意去镇上买的那种不大不小的细花瓷。仅仅在端到这碗的那一刻里，一种又苦又热的血液便开始在她脉管里急速流动，使她感到，仅仅是为了端一端这碗，吃一个天元煮的荷包蛋，千里迢迢回来一次，怕也是值得的。

他坐在她对面看着她。

“既回来了就多住几天。”

她说：“你不是还要去洛阳教人家的学生？”

他说：“不打紧的。”

她说：“这一年我老做梦，老梦见你妈在叫你唤我。”

他便怔怔地望她。

娅梅便一边大口吃着，一边用手抚摸着卧在身边的黄黄，她哭了，黄黄也流了老泪。屋门外的院里，依旧如了乡俗，栽满了一棵棵小桐树。桐叶已经长大，每片叶上，都点点滴滴着几粒鸟屎。被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驱赶回来的麻雀，在那小树上啁啾成一团，叽叽喳喳竹竿断裂似的叫声，果子一样从树上熟落下来，跌跌撞撞地滚进屋子里。新房子还有一种潮湿的气息，然这气息的凉意，却又有几分沁人心脾。娅梅想到了什么试论都市的一本书籍，书上说都市不过是一个操着卖笑生涯的妓女。大意是，因为钱的诱惑，妓女再也不会顾及贞操问题，甚至唯恐自己接客不多，破得不够；在某些时候，那被玷污的肉体里也还蕴藏着一丝纯洁的精神。精神的贞操，却不是金钱的力量所能夺去的，可惜都市越大，越加繁华，那一丝精神的贞操，也往往在不经意之间被淹没，有如一场泛滥的大水和一块长了青苗的土地，土地哪能是洪水的敌手。还说，只有乡村，远离都市的乡村，才是纯洁的少女，永远保护着她珍贵的贞操。在那乡村里，一声鸟叫，一抹夕阳，一支雁队，一缕炊烟，一群牛羊，一句乡村人粗野原始的笑骂，无不显示着乡村贞操的圣洁。

她说：“天元，你这树栽得好像密了。”

他说：“等长成椽子，就隔一棵砍一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