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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们，你们阅读完那篇《速求共眠》了吗？又有怎样的感受呢？觉得我的写作极为幼稚、拙笨吧？连用词造句，都粗如黄土、沙粒吗？是，还是不是？无论是与不是，都务请你们别过早地下结论和评价它。因为那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实，二十九年前写就的一篇习作，是我这一生首次把真人真事搬进小说里。或者说，是我第一次以虚构为幌子，写下的一篇纪实非虚构。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作家进行写作时，摆不脱真实的经验，是他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最大障碍。小说《速求共眠》的成败，皆在于摆脱或不能摆脱真实发生的这一点。好在我们现在不用去讨论这些了。我说过，请你不要把它与《阿Q正传》相比较。它只是要为我们即将拍摄的电影做一次稍嫌臃肿的铺垫。小说中的人物李撞和他的父亲，苗娟和她的父母，那个乡村知识分子洪文鑫和他的傻儿子，以及那个皋田镇上的所有人，站在街头的，躬在田野的，蹲在河边洗衣、汲水的，到镇上赶集买买卖卖的，有谁会是我们电影的主人翁？我要演那个男一号，可那个一号又是谁？蒋方舟若演女一号，那个一号又是谁？顾导演，将来是这个电影中的某个配角演员而非导演的顾长卫，还有郭芳芳、杨薇薇，还有我已计划好的非职业的演员们，他们是谁又会被谁去演绎？尊敬的读者们，你们是不是从《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的开始，就已知这部电影将来最大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了呢？是这样，受害者就是顾长卫、蒋方舟和其他所有的人。而受益者，仅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是那个欲望极度膨胀了的阎连科。情况真的是这样，从一开始要拍一部电影的灵感到来至结尾，一切都是我给他人布的地雷阵。人生就是这样，所有的交往都是泥沼和陷阱，因此才有那么多人觉得与猫狗交往远比与人相处更值得，更有真诚的回报感。许多人都知道我和顾的好，相亲相爱，挚如兄弟。现在这种亲情义朋到了我要收获的季节了。说真的，我不会让他当导演，但我会利用并消费他作为导演所有的才华、能力和善良（我计划等他把资金、剧组都筹齐建起后，就拐弯抹角和他摊牌，让他把导演手中的话筒放到我的嘴前边。至于如何摊牌说什么话，那个要将他取而代之的我，理由与骗局我都设计好了呢）。我要让他知道，善良与懦弱，是他一生最大的敌人，而不是他周围和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还有蒋方舟，少年得志，慧智内外，那么，就让你少年的智慧在这部电影中也成为我名利的银行吧。杨薇薇、郭芳芳和李静等，你们各有才华，天赋异禀，那就让你们的异禀才华都成为我案板上的剁肉吧。

说一点我计划中的小信息，对于顾长卫，我不仅最终不会让他做导演，还要让他成为我这部电影中不拿任何片酬的配角、边角老演员。当然啦，我也曾经设想过，我将通过他，让更多的导演（非演员）如陈凯歌和张艺谋，都到这部电影来客串一下子。冯小刚也是要来的。我会通过我的好友刘震云（嗨，我这个兄弟呀！），我会让他把冯也忽悠到我的剧组来。所以说，我的读者们，今天我们不讨论《速求共眠》这篇小说好不好？请你们一道和我和他们来讨论这部即将拍摄的电影好不好？看我是如何把一篇小说、一个事件和一群真实人物转化为一部艺术电影的——那部可期待的电影之杰作。

他们就来了——读者们，请聚焦你们的注意力，他们走来了。

顾长卫、蒋方舟、郭芳芳和杨薇薇，他们作为即将开拍电影的发动机，一部伟大艺术之种子，朝着日本餐厅撒过来。日本餐厅在香格里拉的中厅二楼上，装修当然是日式格局的素雅、恬静和弱不禁风的美。杏黄色的木质圆形拱门边，左边刻着一朵巨大的红菊花，右边写着一个“菊”字像刀下的血一样。拱门的圆额上，是日文“レストラン”几个字，我想那几个日文就是“菊餐厅”的意思吧。我是在菊餐厅里边的雅间“きくえん”（菊园）隔着雕花窗玻璃看见他们走来的。一行四人，顾在最前，脸上没有什么阅读后的喜悦，但也没有啥不悦和郁闷（如我想的样），“一场阅读而已”的表情，像走错了路却看到一片异景风光样。因为大家此前都不是第一次到“レストラン”里来吃饭，就都熟门熟路，径直朝“きくえん”走来了。不大不小的包间里，筑高几寸的榻榻米，中间是下陷的池座和餐桌。四周木质的雕刻墙板上，挂着几幅日本的俗世和服画，墙角摆了日本的陶艺品。别的就没什么了。也没什么可说了。别的我也压根不关心。我只关心他们阅读小说后的反应是否过分失望乃至绝望，是否会跑出我为他们铺就的轨道和桥索。还好就在中午十二点半的时间点，他们没有让我看到过分的不安和失落。“看了一篇小说而已”——除了顾，别的人脸上也都是这表情，像他们已经在到来之前交换过意见、排列组合了思想样。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无关紧要的平静和你好、我好的淡水色。进门坐下来，谁也没有首先谈论小说的长和短，都是说：“饿了，饿了，快吃饭”“饿了，饿了，快点菜”，以此躲避着他们以为我必有的失望乃至绝望。

这很好。非常好！

穿了和服的中国服务员，进来说了两句“欢迎大家光临”的日语后，就把几份菜单如我发小说一样发给大家了。也都翻看着。很快统一味觉，达成共识，决定每个人都要一碗日本大酱汤，一份鳗鱼饭和大麦茶，外加几个日本点心。在服务员离开时，包间里出现了片刻的尴尬和宁静，如雷雨前整个天空出现的瞬间死寂样。有些过凉的空调风，让他们有些夸张地都抱住胳膊打了几个冷摆子。

“好冷呀！”郭芳芳的这句话，是提醒大家该说的总要说。躲不过去倒不如索性说出来。

就说了，当然最先开口的是顾长卫。

“阎老师，你今天不是逗我们大家玩吧？”问了这句话，顾导脸上那和善的笑，一如千年不变的弥勒佛样慈祥而自然，既无责怪，也无善赞，说着还朝我面前的杯里倒了水。大麦茶那浓烈糊焦的香味，迅速在包间漫开来，像石子落在湖中漫开涟漪般。自然地，又是所有人把目光都投向了我。自然地，我是早有所备，不惊不慌，如城门洞开，大敌当前，诸葛亮在城门楼上弹琴看着敌人般。他们在看我，我又以加倍平静的目光看他们。而我的平静，让他们更感有力和不解，如了罪犯看着法官微笑时，法官对罪犯和法庭的不解样。

倒是他们无法沉静下去了。或者说，是我的平静把他们的平静击碎了（激怒了），让他们反倒无法在平静中以同情、安抚的目光望着我，像法官无法面对那个罪犯善良而温和的微笑样。服务员很快端来了每人一碗的大酱汤。顾导首先喝了一口酱汤，再次把目光搁在我脸上：“阎老师，你觉得《速求共眠》是一个好的电影故事吗？”

并不答。我把目光从顾的脸上移开搁到别人脸上去。我要让他们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哪怕每人只有一两句。

郭芳芳：“你把我们都当成电影圈里的白痴了，就像你小说中洪文鑫家的傻儿子。”

“恕我直言，”杨薇薇在我对面把身子端起坐得更直些，“这小说真的不适合改电影。故事、人物、场地——完全一部农村风俗戏，人家投资这个电影，还不如把钱拿出来撒到大街上。”

“作为小说倒是一篇有味儿的好小说，”方舟说，“中国乡村某一类民间故事样的现实写得惟妙惟肖，有很强、很强的画面感。”

终于，就都把话说将出来了。每个人脸上都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飘荡着。四份鳗鱼饭和一些生鱼片、芥末膏，还有两份寿司也都摆在了饭桌上。服务员退将出去后，我朝大家笑了一下子，依然不说话，首先夹起面前的一块鳗鱼放在嘴里边。这让大家着急了，像所有人的话都是错的谬的根本不值得我一驳一说样。

顾终于忍无可忍了，把日式上黑下红的漆筷有声有响地拍在了桌子上。

“阎老师，你如果是逗大家玩，咱再换个时间好不好？”

我也正经起来了，收起笑如拉开窗帘般：“那不是一篇小说，那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文学，连其中的人名、地名都没改。故事中的情节和细节，都几乎是真的。甚至说，百分之百是真的。二十多年前，我是根据我家乡的真人真事写成了《速求共眠》的，只是发表时，当成虚构小说发表了。二十几年后，连发表在哪家刊物我都忘记了。但昨夜我一夜辗转反侧，为这篇小说睡不着，为其中的人物和故事睡不着。”

顾拿起筷子吃起来：“并不是所有的真人真事都适合改电影……”

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不屑和不敬：“顾导演，我希望你让我把话说完。别人正说话时打断别人的话，这有些不够礼貌吧！”

筷子僵在了他嘴上。他没有料到我有如此的柔硬和冷厉。怔一下，他把筷子再次放在桌边上，双手绞抱在胸前，完全端直着身子盯着我，使那端正、肃静的文明里，显露着随时要和我争吵、打架的爆发力（这很好。非常好！）。别的人，也都为这突来的僵局怔着了，看看他，看看我，都把表情硬成酱汤色。“我没有说让大家把《速求共眠》改编为电影。”我也晃晃身子让自己坐端正，“我要说的是，当年在《速求共眠》中强奸了苗娟的那个李撞，他现在就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北边上。你们谁都想不到，这个已经人到中年的我的同乡农民工，他因为在北京打工多年，一直跟着一个建筑队在北大、清华和人大校园里修修补补，盖房子，砌围墙。因为在大学打工，他竟爱上了北京大学的一个高才生，彼此年龄相差二十几岁，一个是我老家不识几字的农民工，一个是北京大学才貌双全的研究生。他对人家爱得死去活来，生离死别，穷追不舍，你们说我们要根据李撞在北京的这段故事改编一个电影呢？

“一个最土、最没文化又最穷最丑的北方男中年，爱上了中国最有名的大学里最漂亮、最有前程的南方大学生，他们中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如果这个故事成立并逻辑合理的话，那不是最好不过的一个千载难逢的电影故事吗？什么样的农民才会有这样的勇气去追求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只有那种貌似头脑简单，而实为内心丰富、性格复杂而扭曲的李撞这样的农民工，别的谁都做不来。而你们看了《速求共眠》的小说后，会质疑李撞的爱情吗？年轻时强奸了苗娟而成就了自己婚姻的男青年，他到中年时做出这样的事情不是很有逻辑基础吗？

“《速求共眠》的故事不是一部好电影，可它是一部好电影的根基和土壤。进一步说，如果李撞在北京大学这异情奇恋的故事被我们写出来，我们一个真的演员都不用。我们就用……假设就用蒋方舟来演那个北京大学在校的大学生（尊敬的读者，我们在这儿先不要管这时蒋的错愕和反应，不要让她打断了我们的故事和叙述），我们用刘震云来演那个河南的农民工（我怎么会把这个机会拱手送给震云呢？他只是我的一个幌子而已。别忘了，我的目的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要拍一部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电影呢），而故事中的其他人，我们也一个职业演员都不用。我们全部用非职业演员——既然李撞在北京大学的天壤畸恋是真人真事，那我们就把它拍成纪录片样的艺术片，让艺术回归全真实、回归实生活，回归生活本身最真实的一切；当中国电影在艺术上愈杂碎，票房愈黄金的时候，当虚假矫情将成为中国电影的大势时，我们将最真实的艺术回归到横拦在中国电影虚假、轻浮的游戏前，难道这不是我们这些真正爱电影、爱艺术的人该做的一桩事情吗？

“不是一桩最有意义的事情吗？

“怎么就会料定我们拍不出一部带有中国电影革命性的片子呢？

“怎么就料定最伟大的艺术和最黄金的票房不能在一部电影中同时存在呢？《罗马假日》《飘》《教父》和《辛德勒名单》等，不是一再证明票房和小金人同为一家吗？”

说到这儿……是一口气说到这儿，我才停顿了一下子。若不是想要喝口水，我就还将说下去。我非常想就电影的艺术与票房的统一可行性，做一次长篇大论的演讲，就像有时文学让我的神经错乱时，我在国内外带有巨大冒犯的演讲样，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虽然讲到最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讲了啥，但讲话时的快感的确和做爱一模一样。然而说到底，我没有那样讲下去。理性如缰绳一样让我在口若悬河中勒住奔马了。做爱一样的口液喷射应该在那革命性的电影拍完后，而非在这个刚刚起步，一切都还未真正开始的6月13日。停下我的话，如紧急关了放开的水龙头，我把目光再一次都搁在他们四个人的表情上，如同用目光去收获表情的春色般。

他们都为我说的中年农民李撞爱上北京大学最漂亮、最有才华也最有前程的女大学生的故事吸引了——李撞，就是《速求共眠》中，那个在三十几年前，因为考学不中，退学在家因无所事事，就在皋田镇皋田村的泉水边强奸了一个十四岁的同村少女的那个人，在三十几年后，他又在北京大学因为打工，爱上了一个中国南方的漂亮大学生。人生就像一堆狗屎上的花，或者是一片花草枯落后的荒野垃圾场。一切想把美丑分开的人，实在是蠢得和猪一样。谁能把爱情和性事分开呢？如果没有对性事之欲望，爱情的动机在哪儿？如果纯粹为了性，“爱情”两个字和“狗屎”还有什么差别呢？世界上除了我，谁都没有能力把农民工李撞和北京大学女大学生的情感纠葛说清楚。除了我，也难有哪个作家比我这样对李撞这个人物和其人生更有兴趣了；也难有谁可以把李撞的人生命运整理得墙是墙、砖是砖，如壁画一样让人一目了然又言犹未尽了，不得不跟着我的叙述而追根溯源、刨根问底了。

顾长卫脸上刚才的厌烦和不安，现在完全（好像）被李撞和女大学生这段不可能又确实发生的故事吸引了。有一种浅浅的会意和惊喜的微笑，如他在庸俗的KTV听到了深埋在心底的歌声样，旋律中那微红、淡黄、毛茸茸的光亮，伴随着他的笑容浮在那张总是从容而又隐含忧愁的瘦脸上。而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杨薇薇，则完全被这真实的故事惊着了，火辣辣的灿然像焦在她的脸上般。蒋方舟和郭芳芳，先前你不觉得她们眼睛有多大，而此时，你才看见她们一旦睁大眼，盯着某个物事和细节，或某段故事的情节和转折时，那些事物、故事与细节，无论多么复杂与宏大，也不过是她们眼睛里的几线眼丝吧。

“具体点，”顾导说，“阎老师，你把你同乡李撞和北京大学女大学生的爱情故事说得具体些。”

其他别的人，也都对“具体”的要求，胜过了午饭过时后对餐桌的那种渴望了。

（很好。真的很好！一切都在我的安排和铺设好的轨道上，虽然有时稍微有些跑偏的事，但很快就又被我拉回到了既定中。）我没有如他们想的样，把李撞在北京大学的爱情故事给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具体到如新婚夫妻在床头、枕下准备的避孕药和避孕套的产地、厂家、生产日期和有效期及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快感程度和副作用的可能等。（难道他们渴望的具体不是这些吗？难道还有人的纯粹与高尚能如晚霞云中盛开的牡丹花和奔驰向前的白龙马？）我没有满足他们这种带有性饥饿、窥阴癖般的对奇恋天然的好奇心和探究欲，而是如给他们分发《速求共眠》那部小说样，取出手机，把“收藏”中一个微信号上的奇闻故事，群发到了他们各自手机里的微信上。

“看看吧，”我在屋内大声地宣布道，“亲爱的各位老师和朋友，托尔斯泰因为报纸上的一则女性自杀的新闻写了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雨果因为听到了一则救赎故事写了世界名著《悲惨世界》，而我们，难道不可以根据这桩真人真事改编成一部伟大的电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