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阳光下的阴影

如同花蕾对春风的思念，如同旱地对流水的期盼，如同海燕对暴风的等待，如同洪流对开启闸门的呼唤。我们被领进县委招待所的两个单间分别安顿下来之后，就等待着那个不明底细的工作人员立刻走来。可他似乎明白了我和红梅是县里未来的领航人，在招待所房里不断地向我介绍毛巾在哪儿，香皂在哪儿，开水喝完了唤一声他就来续上，床头柜上的一排开关哪个管壁灯，哪个管顶灯，哪个是管收音机（竟有收音机，竟能随时把革命歌曲和音乐播出来）。他啰里啰嗦，热情周到，令人厌烦，叫人感动。待他走了之后，我立马把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开关按一下，便立刻有样板戏京剧选段播出来，于是，我忙不迭儿从二号房往红梅住的八号房里跑，到一尘不染的走廊上，却碰见红梅正往我的屋里来，见了我她竟说了一句我想对她说的话：

“爱军，我住的屋里床头柜上有个收音机，正在播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我说：“到我屋里吧，我的床头柜也有收音机。”

我们回到了二号房间里。

到房里我们就急不可耐地把门反锁了，把窗帘拉上了，把收音机打开了，把衣服脱下了。我们热情如火，心潮澎湃，彼此没有多说一句话，彼此没有一个手势和暗示，就默默契契又疯又癫地在床上做起了那事儿。

我们以那事儿来庆贺我们的成功和喜悦，以那事儿来平息我们内心的兴奋和波涛，以那事儿来深化我们的同志情和革命爱。

我在收音机的伴奏下，做着那件令人心旷神怡、魂飞魄散的事情时，以为红梅会一如往日那样在我的身子下面快活得尖叫起来的，甚至会一如往日那样有一阵脸色苍白，汗如雨注地昏厥过去的，可结果她既没有红彤彤的快活尖叫声，更没有白茫茫的昏过去。她在我的身下痴痴地望着我的脸，双手摸着我的脸，突然呜呜地哭起来，泪如瓢泼一样从她的脸上流到枕头上。我被她的哭声惊住了。看到她有眼泪流出来，我不知道我的狂猛伤了她哪儿，忙把动作闸下来，拿手去她的脸上擦着泪。

我说：“你咋了？”

她越发疼爱地去我脸上抚摸着：“不咋呢。”

我说：“你哭啦，枕巾都湿了一半儿。”

她说：“爱军，我们值得了，革命一场值得了，生生死死值得了。”

我把她泪湿的头发理到耳后边。

“你就为这哭？”

她说：“我想起了过去的事，后怕一下把我吓哭了。”

我说：“怕啥呢？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敢奋斗，一下不就从基层成了正县职，只要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革命、革命、再革命，正县级、副地级、正地级、副省级、正省级，一级一级干下去，我们同样也会从农民成为高干哩，成了高干那过去的事儿又算啥儿呢？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你知我知的事情天都不知道，你有啥儿担心呢？”

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儿，因为她的眼泪越擦流得越厉害，因为她突如其来的悲伤把我们昂奋的激情水来土掩了，使我们刚刚还急不可耐的焦急慢慢的烟消云散了。平静下来，我无限遗憾地望着她。她十分惭愧地对我说：“爱军，都怪我。”我关着收音机对她说：“没事儿，这儿还有这收音机，想有事儿了我们随时可以有事儿。”说着她便从床上坐起来，收拾着自己的身子和床铺。把衣服穿起来，把被子叠起来，把床单拉平整，把泪湿的枕巾翻过来搭在枕头上，然后把窗帘拉开来，让四月的春光噼里啪啦泄进来，把屋子照得明明亮亮，如革命者的心房样。

已经是午时候，我们屋里透进的阳光中，同样有金晃晃的尘灰点儿在飞舞。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和《红灯记》的剧照画，在日光中显得模糊而耀眼。从窗子望出去，能看见招待所院里的大花池中的冬青树，在初春的天气中，不是嫩绿，而是青乌色。那些树被剪得低矮而平整，仔细看时，才发现那树木在栽种时就被排列成了一个“忠”字形，这当儿树正旺茂，那忠字就显得模糊而有力。我把窗子推开看着那“忠”字，对红梅说你来看，关书记说让我对县里的工作考虑考虑，我考虑我当县长或书记后，第一件事就在县城的各个十字路口建一个大花坛，每个花坛中都用松树、柏树栽出一个“忠”字来。红梅收拾了床铺走过去，依着我看那花池中的绿忠字，说在县城都栽“忠”字太单调，还可以栽成“三忠于”和“四无限”的字样儿。我说那得多少树？得多大的花坛呀？她想想就又笑了笑，自自然然将双手交叉起来，挂在我的一个肩上说，我们不光要搞革命，抓农业，还要抓林业、水利和农村的畜牧业。抓林业时你找一面大山坡，用树种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来。让人在几十里外就能看见那五个字，让人在飞机上能认出“毛主席万岁”来，这样你我一下就在全国出了大名儿，不定北京有人来把我们的事儿拍成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哩。

我被红梅的这个主意吸引了，回过身用双手捧着她的脸，看见她的双眼又明又亮，眼角却有了鱼纹儿。那鱼纹儿像刺样扎在我心上。她看出我脸上的变化了，“我老啦？”她这样半是担忧，半是伤心地问。我说：“人生易老天难老，天若有情天亦老。”她说：“我老了枯了你真的还喜欢我？”我说：“我们是一对革命的情侣，把你我连在一块的是革命，不光是年轻和美貌。只要革命没有完，你我的感情就永远不会完。”我不知道我这答复她是否满意哩，但我知道她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她就回去坐在床沿上。为了安慰她，我拉过椅子坐在她身边，把她的手握在我的双手里，说：“你是想当妇联主任还是想当副县长？当副县长听起来好听，可你得听县长指派哩，是县长说了算。当妇联主任不好听，可妇联那一块由你说了算。”

她由我任意地把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团捏着，像一只热软的鸟儿在窝里团卧着，目光有些渴盼地挂在我的脸上和嘴上，嘴角的笑却又有些不安不规地上挑着。“我知道你想当县委书记，不想当县长。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一切哩。党还能指挥枪。所以你想当书记，你猜我想当啥儿？我想当副县长兼妇联主任。咱俩名正言顺的结婚又在一块儿不分开，想有一天你调到地区了让我当县长或者当书记。”

我说：“这咋可能哩？”

她说：“有啥不可能？”

我说：“关书记他会答应吗？”

她说：“我们不光结婚时让关书记做媒人，最好还要设法和关书记攀上一门干亲戚。”

我把她的手从我的手里放掉了：“你简直是在沽名学霸王？”

她笑笑：“你觉得不可能？”她把被我捏出汗的手在床单上擦了擦，然后目光就明利聪慧了，像一个大姐望着弟弟样看着我，说：“我从小就知道县里休干所的红军们特别爱认干孙子或者干孙女。只要你我结婚关书记做了媒，我们和关书记的关系就不是一般了。不是一般就可以隔三差五去关书记家里了。去关书记家里我们就把红生、红花、桃儿轮流带过去，让他们不停地把关书记叫成关爷爷，把关书记的夫人叫奶奶。然后，再问清关书记家是哪里人，是南方人我们每次去都给他带些辣椒和泡菜，千万不要带一点贵重值钱的啥东西，他要是北方人，我们每次去都带小米或红枣，孩娃、闺女嘴再甜一些，爷爷、奶奶一连声地叫，你说咋能认不成干亲哩？认成了干亲他能不让你我在一块工作吗？能不让我当副县长兼妇联主席吗？就是这次不让你当书记，当了县长，不是啥儿时候想当书记也都能调换吗？”

（我的灵魂我的肉，我革命的情侣和夫人！）我被红梅的话说得心花怒放又哑口无言了，像学生替老师破解了一个终身难解的谜语一样，我开始痴痴地盯着红梅的嘴，盯着红梅的脸，盯着红梅的头发和肩膀，盯一会我又突然把红梅的双手握在我手里，像抓到了一对刚飞走的鸟儿说：“关书记好像是北方人，他要是东北人，我们每次去都给他捎东北的粉皮、凉皮儿，要是山东人了，我们就给他捎韭黄和煎饼，是陕西人就捎小米和蜀黍，是山西人就捎老陈醋。”

在午饭前那一竿儿长的时间里，我们就坐在招待所的房子里，计划着革命和工作，事业和未来，婚姻和家庭，关系和友情。我们已经决定待宣布了我们的任职就结婚，让双喜临门为我们人生的辉煌锦上添花笑开颜，为我俩革命航船开足马力撑满帆，欣欣向荣红灿灿、蒸蒸日上照人间，一日千里登上天，最好在我们（我）三十三岁到三十五岁之前离开县里到地区，当上地区的副专员或是九都市的正市长。

就在这时候，就是这当儿，招待所的所长来唤我们吃饭了。

饭当然是绝好的饭菜哩，招待所完全是按给新任县长接风的标准做的饭和菜，烧鱼、炖鸡、排骨、咸水鸭和丸子汤，七七八八摆了四桌子。可来陪我们吃饭的却只有地委组织部的刘处长。原来说好县里的领导班子的领导都来的，关书记要在饭桌上把我和红梅以“内部消息”方式宣布给所有的县领导，要让我们尽快地熟悉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可是关书记没有来，县班子里的领导也没来。在县委招待所的一个大饭厅，摆了四桌饭菜却只有刘处长、红梅和我三个人。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革命事业的地震已经在脚下酝酿了，坚实的土地已经开始摇晃了，可我们被胜利把头脑冲昏了，革命的大好前景把正在发生的巨大悲剧掩盖了。从招待所的二楼走下来，拐个弯到了东侧的平房大饭厅，看见刘处长，我以新县长和蔼可亲的姿态和他握了手，红梅把“处长好”三个字叫得又脆又腻，像那季节熟过了头儿的红杏儿，可是刘处长和我握手时，只拉了拉我的手指头，应答红梅时只瞟着她哼了一下子。

我望着那大饭厅的四桌菜和摆好的酒和酒盅儿问：

“关书记还没到？”

刘处长坐在了一桌饭前的椅子上：“不来了。”

我微微地诧异着：“那，县里别的领导……”

刘处长拿起了筷子拿起了碗。

“先吃吧，吃完了我给你们谈。”

我开始感到脚下有些晃动了，感到脚底有一股冷风生出来。看看红梅，见她的脸上有浅淡一层白，不消说她已从刘处长的态度和举动中感到了不祥和异样。毕竟我们都是从斗争的风雨中闯将出来的，毕竟我们都是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者，毕竟在革命中什么样的风雨我们都见过，就是没有见过我们也都听说过。我们知道，革命有时会成在一念之间，也会败在一念之间。而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斗争的结束。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权力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占领就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风云突变的，异常激烈的。见刘处长已经拿起筷子吃菜了，便给红梅递个眼色，我们便分开坐在他的两侧吃起来。

四桌热菜的蒸汽在明亮的饭厅蒸腾着，冬眠后和新生的苍蝇共同肆无忌惮地在那三张饭桌上吃喝享乐着，灰白嗡嗡的声音像《奇袭白虎团》中那段对唱的低胡儿。日光油油烘烘，从菜桌移到我们的脸上和身上，像过了油的布蒙在我和红梅的身子上。招待所长不知道发生了啥儿事，小心地守在饭厅的门口外。刘处长吃了半碗大米饭，只在一个辣椒炒肉的盘边不停地动筷子。我和红梅盛了米饭，却都似吃非吃地把碗僵在半空里，去盘里夹菜时也只是夹青菜，不敢去夹那鱼肉和排骨、炖鸡和水鸭。时间像猪油样凝在我们的筷子头儿上。刘处长嚼饭的声音仿佛灰土瓦片样掉在饭桌上。红梅不停地打量我，脸上的阴云宛若一块湿了水的黑布儿。

我终于把饭碗僵在了半空里，“刘处长，发生啥事了？”

刘处长瞟瞟我：“发生啥事得问你，得问你们俩。”

我把碗放在桌子上：“我们都是党员，是同志，都是一心一意的革命者，一心一意为了毛主席，为了共产党，到底发生了啥儿事，请刘处长直言给我们说。”

刘处长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我。

红梅也把碗筷放下了：“刘处长，论年龄你和我们的父母差不多，论资历不消说你是前辈的革命家，论职务不消说你是我们的老上级，该批评了你就批评我们俩，该批判了你就批判我们俩，可你啥也不说我们有错想改就没有法儿改。”

刘处长终于把手里的碗也放下了。他亲自过去把饭厅的门给关严实，回来坐回原处，用手擦擦嘴，又把牙缝的一粒米饭吐在桌下边，“小高，小夏，”刘处长的脸板如一块青色的石板说，“我这就算正式和你俩谈话了，算组织和你们正式谈话了。你们是一对前途无量的接班人。关书记看了你们的档案就决定要重点培养你们俩，而且关书记是迟早要调到省里的人。关书记和中央领导都有来往呢。可你们辜负了关书记的期望，辜负了党组织对你们的培养和教育。至于发生了啥儿事，我姓刘的不知道，但你们把关书记的脸都气青了，气得关书记把电话机都摔到地上了。到底为啥儿，你们俩最清楚，这时候就看你们对组织、对党、对毛主席真忠还是假忠了。说出来也许还来得及，如果不说，纹丝不露，后果可不光是当不当县长和县妇联主席的事，不光是葬送政治前途的事。”话到这儿，刘处长瞟瞟饭厅外，看看我们俩，闭了一会嘴，等窗外的两个闲人走去后，又半是启发，半是恐吓道：“这革命到底有多严酷你们比我更清楚，阶级斗争有多复杂、多无情你们都知道。但有一点，在阶级斗争中，千万不能做自以为聪明的事，千万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能自己把自己从革命阵营推到反革命的阵营里。”

说完这些，刘处长又端起饭碗吃饭了，他像做完了他必须做的事，心安理得地把烧鸡的一条腿往嘴里送过去（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我们知道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从时间推算，是在我们和关书记见面不久发生的，在我们在招待所男欢女爱、共谋未来的时候发生的。我们预感到，那件事就是地道的事，就是程庆东的死。我隔着刘处长瞄了一眼红梅，她的脸色惨白如纸，手放在桌沿上，摇摇摆摆，像谁在捏着她的腕儿晃她的手。我和她一样有些心慌，可我知道我是男人，我是镇长，我是新任的县长，我是青年的革命家，罕见的政治家，经过无数政治沙场的军事家。红梅看我的目光像一个孩娃掉进漩流望着岸上的父亲样，我不能让她觉得我不配做一个男人和一个革命家，不配做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她是我的灵魂我的肉，我的精神和伴侣，我当然不会让她感到失望的。我用嗓子咳一下，暗示她不要慌，要镇静，就是身陷牢狱，也要有把牢底坐穿的决心和毅力，勇气和胆量。

我把目光从红梅的脸上移到刘处长油腻腻的双手上：“刘处长，毛主席说，我们说话、做事都要有针对性，都要有根据，只有这样，才能叫人信服，叫人心服口服。”

刘处长不再吃那鸡腿了，他冷冷地盯着我：“小高，我实话跟你们说，你们惹怒的不是我姓刘的，而是地委关书记。你们如何把关书记惹怒了，只有你们知道，要不吃饭你们就回屋里反省着，吃过饭我向关书记汇报请示以后，也许他会亲自开诚布公地和你们再谈一次话。”

我和红梅便先一步离开饭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