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革命的空前成功

消息传来不久，我和红梅被一辆轿车接走了。派人来接我们的不是一般干部，而是参加过长征的地委关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单瘦、黝黑，头发花白，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旧军装，模样和我们想象的如出一辙。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啥儿事，县里的两个我半生不熟的干部在村人正吃早饭时突然闯进了我家里，把我的饭碗一把夺下来，朝碗里的玉蜀黍生汤看一下，说：“你还喝这个？快走吧，从今往后你要吃小灶啦。”我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他们又极熟悉地对我说：“地区的领导要找你和夏红梅亲自谈话呢，一起重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被你和夏红梅揪出来了，肯定你和夏红梅要当镇长或镇党委书记了。”

我们要当的不是镇长或镇上的小书记。当我们看到停在二程牌坊下的轿车时，我们才知道随车来接我们的是地委组织部专管各县班子的刘处长。刘处长四十余岁，老练稳重，背微微驼着，像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儿，他老远迎过来，握住我的手，轻轻叫了一声“高县长”。我被他这一喊如雷一样震住了，想立刻弄一个明白来，这时候另外一个县委的妇女干部陪着红梅从胡同那头出来了，刘处长便极神秘地说：“上车吧，高县长，啥儿也别问，到县里你就知道了。”

我们就这样被从程岗接走了。与二程牌坊、程寺和程岗大队的上千口人告别了，和革命与斗争、战斗与友谊、敌人和朋友、程庆林与程天顺、大街与小巷、地道与麦场、耙耧与树木、鸡猪与碗筷等等等等告别了。我坐在车前座位上，他们三个坐在后排座位上。从车子的小镜里，我看见红梅脸上满是兴奋的疑云，像没有生成的红霞一样飘挂着。那当儿，我极想坐到后排去，和她挤在一块儿，身挨着身，腿挨着腿，彼此的手偷偷拉在一起，以便传递二人激动和蹦蹦跳跳的喜悦与压抑。可是，我已经被地委组织部的处长当做革命的新星县长安排在前座了，正县长还是副县长？可能是副县长，毕竟我还不到三十岁，毕竟我原来才是副镇长，户籍还在程岗大队里，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哩。社会上流行对所有的副职唤时都不加副字，在那次把我害苦了。我想明白我到底是县长还是副县长却又不便问的幸福与苦恼弄得我一路坐卧不宁，为了显示我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的气度，我又只能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小车通过我和红梅在程岗十八里外的坟墓狂爱的路上我才朝窗外扭了一下头，轻轻地咳一下。

红梅咳了两下，算对我干咳的心领与神会。然后，那轿车——我俩都是第一次坐轿车，座位软得没法说，一路上我无数次地想，那黑亮的铁壳轿车是不是在我果真当了县长之后就归我了呢？——轿车驶过黄家岗大队，驶过红库公社，驶过大坪公社，驶过县城的老城区，七十九里风驰电掣，很快就把我们拉进了县委大院后边的一个小院里。

那是一个四方小院，三面是机瓦红房，正面是两扇半开的大铁门。我们去时，有持枪的哨兵瞄瞄车牌，就慌忙把铁门敞开了。在那红瓦红墙和红砖铺地的小院停下车（我们像掉进了一个血池里），刘处长先一步下来，到一间屋里去一会，便把我们领进了另外一间套房外的会客室，恭恭敬敬给我们倒上水，让我们坐在一对沙发上（我和红梅都是第一次坐沙发，没想到沙发比轿车的座位还要软，下座时我们两个仿佛坐牢一样，同时慌忙着把身子朝上提了提，把屁股压在了沙发沿儿上。幸亏刘处长正给我们沏水没有看到。一个地委组织部的处长亲自给我们泡水喝，这又说明了啥儿、证明了啥儿呢？）。他把两个泡着清茶的玻璃杯子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我是后来知道那个长条暗红、低矮的小桌的名字叫茶几），然后他如机器一样说：“地委关书记住这儿，他过一会出来给你们谈，你们先喝水。”说完刘处长就退将出去了。

我们知道九都地委书记叫关明正，可我们不敢相信地委书记会亲自和我俩谈话儿，不敢相信革命发生了如此大的天翻和地覆。说到底我们就是去了一趟耙耧山，把王振海将土地下放的阴谋揭发在革命的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最直接的目的，是尽快把王振海从台上赶下来，把他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我们哪能料到我们揭发的是一起全国最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案呢？哪能料到这一要案把县长也从台上炮轰下去呢？滚热的成功之光果真提前来到了，提前把我们的双眼照得昏迷了，把我们内心煮得不能安宁了。我们对提前到来的成功毫无准备，如我们最初回到程岗革命时犯下的革命幼稚症一样，这次革命的成功把我和红梅彻底地推向灾难的深渊了。

刘处长走了之后，我和红梅不敢大声说话。我们彼此热辣辣、焦渴渴地望了一眼，都感到了对方的目光如铁匠炉里烧红的铁条急需淬火的凉水样急需从对方那儿得到熨帖和降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见刘处长从窗前拐过去，两只手（她的左手和我的右手）就同时咣咚一声抓在一起了。我感到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又热又烫，软软绵绵，跳跳荡荡，手指脉管里的血在我的手心冲撞着，像崖头的瀑布跌在我的手面上。

她说：“爱军，我们革命成功了。”

我说：“你知道会让你我到哪一级机构去掌权？”

她说：“程岗镇的大权肯定要交给你我了。”

我笑了笑。

“你我最少要被提为副县级！”

她突然把手抽回去，直愣愣地盯着我。

我把声音压得更轻些。

“说不定还是正县哩。我们青云直上的日子开始了。”

她看看屋里和屋外，不敢相信地朝我缓缓摆了一下头。

我想用刘处长的言行来向她证明我的猜测和估计，可不知从哪儿传出了一个响动来，仿佛极小一块木头从窗台或桌上掉下了。那带着灰尘的响声一下把我俩惊住了。直到这时候，直到这当儿，我俩才发现在我们对面靠里的墙上开着一扇门，才发现我们坐的会客室里除了一对沙发、一个茶几、一张桌子、一部摇把电话、一个洗脸架和一盆清清净净的水外，在那洗脸架的边上还有一块红色的单扇门，单扇门上挂了大半截的白门帘，门帘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门帘后的门是掩着的。我们不知道刚才那个声音是从屋里传来的，还是从门外传来的。我们生怕地委书记会突然从哪扇门后走出来，生怕他听到了我们刚才的对话，看见了我们的手那样如胶似漆地焊接在一块。

我们哗啦一下把手分开，正襟危坐地把屁股重新搁在两个红沙发的沿儿上，觉得喉里有些干，可又不敢去喝那玻璃杯里的茶。我们恨不得立刻脱光衣服赤裸裸地滚在一起儿，可我们又不能彼此坐得更近些。我们知道地委关书记在会议室里开会，可我们惊恐关书记会一撩那白色的门帘走出来。我们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等待着关书记的到来就像在酷夏等着一阵风，像长夜难明的赤县在等着一盏灯，像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等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天下明。时间像水闸后的洪流一样闷胀着，我们的焦急像热锅里的蚂蚁东奔西窜着。屋里有些热，空气中有一股青红黏稠的香味儿，从窗户和门里进来的日光中，尘粒金光闪闪地飞舞着。能听见飞尘相撞的叮当声，能看见灰尘的影儿在地上像微小的黑蝶样起起又落落，能辨出屋里的香味是特意为关书记洒下的，花露水的味道在清凉凉的四处弥漫着。时间越来越呆滞黏稠（我决定我当了县长以后就住在这个小院里，这套房子里），空气越来越温热浑浊（我想革命又一次巨大地成功了，我是不是该和红梅结婚了），目光里的飞尘颗粒越来越大，赤金色越来越淡（我想这时候能和红梅独处在耙耧山空无人烟的哪条沟里该多好）。屋里的香味越来越像晨草香、热马粪和谁家煮肉的混合味（我想这会儿如果是在耙耧山或程岗镇，我一定得让红梅赤赤裸裸、一丝不挂地在我面前疯跳一段舞）。我们百无聊赖，拘拘谨谨，想喝水没有动杯子，想凉快没有解扣儿，想做那事儿没有再敢拉拉手。我们极想找件事情做一做（比如看报纸、学文件），极想找个符合时宜的话题扯一扯（比如最近国际上又发生了啥儿事，中央又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传下来），于是我就把目光从茶几上挪到办公桌上，看见桌上的手摇电话下压着一张大参考。我起身去把那张《参考消息》拿下来，冷丁儿从《参考消息》中掉出一张四寸彩色照片来。拾起照片一看，见那照片上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偏上的女军人，戴着眼镜和无檐帽，看上去面熟而严厉，仿佛她在藐视着眼前的啥儿样。就在那照片下，自自然然写着一句话：

我亲爱的夫人！

我觉得那照片上的女人极面熟，又一时想不起她是谁。不敢相信她是谁。如果她果然是谁又有谁有胆量在那照片上写下那样一句话？我盯着那照片看一会，盯着一笔一画顺顺畅畅写下的“我亲爱的夫人！”看一会，有趣有味地把那照片朝红梅递过去。

红梅接过照片匆匆扫一眼，我们等待的那庄严、难忘的一刻突然降临了。伟大的时刻来到了。从门外冷丁儿传来了从容不迫的脚步声。那脚步声不紧不慢，富有节奏、亲切温暖，令人永生难忘地响在窗户下。我们知道是地委关书记从会议室里出来了。究竟是让我们在镇上做革命接班人还是到县里做革命舵手的历史性时刻就到眼前了。是让我们平步青云还是让我们在梯子和台阶上一步步向上爬的关键性的谈话就要开始了。我和红梅彼此望一眼，同时从沙发上弹起来，立马如我们所料的中年偏上的地委关书记便在门口出现了。我前边说过了，他单瘦、黝黑、头发花白、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旧军装，样子和我们想的如出一辙（刚才照片上的中年偏上的女军人和他是啥儿关系呢），到屋里他满面红光又意气风发地看我们一眼，向我们招招手，说：“坐、坐。喝水、喝水。”

（多么亲切和蔼，令人一世难忘啊！刚才照片上的女军人到底和他是啥儿关系呢？）

关书记一边让我们坐下喝水，一边自己拉过办公桌旁的椅子坐下来，日理万机地和我们谈了三分钟的话：

“你们的档案和表现我都了解过了，很不错，革命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接班人。

“你们知道你们对王振海的发现和揭发的意义多大吗？省里非常重视，中央领导都有了批示。这是一起非常可怕的埋在社会主义集体身下的定时炸弹案，你们不发现，有一天爆炸了，也许要把社会主义的蓝天炸下一个黑洞哩。

“小高啊，你多考虑考虑，我和地委组织部的同志都有意让你全面主持该县的工作，是当县长还是县委书记我们再商量。担子越重，越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不要害怕，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工作，只要掌握好方针和路线，就能把工作搞上去。”关书记说到这里把头扭向红梅道，“小夏，我在地区工作这几年，很少碰到像你这样有觉悟的女同志，尤其在农村。你和小高是非常难得的青年干部，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是当县妇联主任还是副县长，也待我们研究以后再定。当然，就是当妇联主任，也同样是县委委员，同样是副县级。”

最后，关书记在我们激动得发抖的感谢和一定不辜负上级组织的培养教育的表态中，从那张红漆椅上站起来，以他低沉、沙哑、有力的嗓音说：

“我的会议还没完，你们先到招待所住下来，今天下午抽空我们再详细谈一谈。”他看看我们俩，脸上浮着笑，“你们的家庭情况我都了解啦，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都没有被家庭的不幸把意志压垮掉。你们是难得的一对儿，如果你们彼此有同志情，革命爱，志同道合，我这个地委书记愿做你们俩的大红媒，条件是结了婚你们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得有一个调到外县或者地区去工作，这是党的纪律。共产党不允许有人在革命工作中开设夫妻店。”

最后，关书记亲切而友好地和我俩一一握了手，把我们送到他的屋外边，叫人陪着我俩朝县委招待所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