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山

乘坐了夕发朝至的火车，到了京城后，仲秋的早晨在车站恭恭敬敬候着我。下了火车，望着车站外我熟悉它如熟悉耙耧山脉的草木房子样的车站和广场，忽然间，我又觉到了双腿间有些发紧和不安。因为激动就想要进厕所的感觉，又一次猛地袭到了我身上。慌忙抱住广场边的路灯杆，让那小便失禁似的情绪从身上缓解后，我搭上了一辆开往清燕大学门前的公共汽车。

太阳一如往年往日地秋黄着，照在清燕大学的门口时，我提着行李下了车，本能地把行李放下来，整了整为回清燕大学特意穿在身上——以往只有在走向讲台才穿的那套深色中山装。头发理了。皮鞋换了。胡子也刮得干净利索。清燕大学是我的事业所在地，可离开学校将近一年半，使我回到学校时有了一种陌生感。我像是走失多年的孩子样，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我的走失和消失，突然地回来和出现，连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应该、不自在。站在学校门前的一棵古槐下，望了望学校那描绿画红、古色古香的大门儿，看已经有学生夹着书本、书包往那大门走去时，我做着出差归来的样，硬着头皮朝着学校走过去。所幸的是，在一堆走往学校的学生里，首先有个中文系的硕士一下认出了我（这很好。不是我先认出了他，是他首先认出了我，说明清燕大学还是我杨科所在的那学校，预示着学校里家属区的四号楼三单元三〇六室仍是我的家），他走在我前边，要进校门时突然回过身——杨教授，是你吧？杨教授。

——这一年多你去哪儿了？

——你再不回来我们就快把你忘掉了。

慌忙笑着朝前赶两步，明明已经想不起这个硕士的名字了，我还一副极其亲热熟悉的样子跟他说，我外出考察了——到中原的黄河流域耙耧山脉那儿考察了一年多。说你敢相信吗？我发现了很多两千多年前在黄河流域一带传唱的《诗经》以外的诗。有的诗歌比今天《诗经》上的诗歌还要美，还更为深刻和有趣。说着我傲然地把手中的行李朝半空提了提（那里装的全是我在诗城的发现和抄录），神秘地让他们看了看我那个鼓囊囊的帆布行李包，又神秘地把行李放下来（如怕他们把我的行李抢走样）。本意是为了证明我这一年多的失踪，并不是消失，而是被学校派往耙耧山脉我的老家去研究考察了，可我没想到，当我把行李收将回来时，那个硕士惊愕地站在我面前，像我十天前惊愕地站在古诗城唱场刻在看台上的那首有五百八十六句、二千三百四十四个字的长卷四言诗的诗前样。

和他同行的那几个学生（原来都是中文系听过我课的本科生），也都突然站下来，回过身，惊异地望着我，问我你说啥？

——真的吗？怎么可能呢。

——你这一年多不在系里，原来你去考察了？我的天，真的发现了《诗经》以外被孔子删去的诗歌两百多首吗？

学校里还和往年一模样，还是那些楼，那些树，那些广告和塑像，似乎连路上的裂纹、墙上的蛛网和横在学校上空的电线也一点变化都没有。仲秋的气息，在学校里成了房舍楼屋的旧砖味和那些国槐的黄叶味，还有依然密集地吊在树下的绿虫的腥气和满地虫屎的臊味儿。国槐上已经开满了颗粒状的小黄花，落在地上被人一踩，像诗城那儿雨后的泥浆样。那味儿我陌生而熟悉，司空见惯，又闻所未闻，这让我禁不住走在学校有难以扼制的激动和兴奋（我就要到了我家了，就要见到我妻子茹萍了。昨夜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见到茹萍的第一句话该说啥儿好，可直到下了火车我还没想好见她该说的第一句话）。可现在，我终于想到了见到茹萍我该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回来了。你信吗？我发现了《诗经》以外的两百多首诗。

脸上堆着兴奋的黄笑，我走在校园的中轴主道上，见了谁我都主动上前和人家打招呼，人家点头我也点点头。人家突然惊愕不已地站下来，说你是杨教授？这一年多你去哪里了？我就竖在路中央，不厌其烦、诲人不倦地去向人家说，我在中原黄河边的考察和发现。就是人家和我压根不认识，我也会很熟悉似的主动和人家打招呼。

——你好，你知道我这一年去了哪儿？

——你们好。我去考察研究回来了，你们去哪儿？

——喂，吴老师，晨练呀？你敢相信吗？我发现了《诗经》以外的两百多首诗。

校园的学生并不多，还没有到上午的上课时，只有一些早起的老师和学生，在树林和空地里用功和做操。我确实像出差考察回来那样，兴奋不已、风尘仆仆地走在校园里，一身都是温暖的热情和主动。在荷湖的路边上，我见了我们中文系教现代文学的刘教授，我说你好刘教授，我在黄河边发现了一个古诗城，发现了一座古唱场，发现了两百多首《诗经》以外的诗，其中一首完全是用诗句写成的《清明上河图》，用诗句写成的一部《圣经》。刘教授本来惊喜地看着我，准备站在池塘边上和我说上许多话，可等我贪占了他几分钟（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快言快语把这一番话全都说完了，他的目光变得疑惑而生硬，上下打量我一会，说声，回来了？我到湖边散散步。就丢下我沿着湖边朝西走去了。

走了很远还又回头望着我，像我果真是个神经病。

荷湖一边的水面上，漂着的柴草和腐物，让湖水呈着墨黑色。可那半湖荷花却在那儿开得洁白如雪，云朵飘飘，荷叶也绿得如同头顶的天。在那湖边上，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讲，一路说着走到4号楼3单元楼梯门口时，吴教授的老伴从另一个单元的门洞出来了，手里提着一个买菜的工艺花竹篮。我说你好，你去买菜呀？她站在楼下看着我，像不认识我一样。我说我是杨科教授，外出考察刚回来。她惊着“啊”一下，怔一会，待认清我了，才朝我慢慢走过来，到我面前站住脚，问我说——你家搬走了你不知道吗？

——你家搬到了学校的高知专家楼，那楼是专门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盖的你真的不知道？

——快去那里吧，这4号楼的你们家，又搬进了一个新调来的老师，你夫人难道没有给你说过这些吗？

不管吴教授的夫人惊惊乍乍如何讲（女人家的话，家庭妇女的言论），我还是固执己见地走进了第三门洞里，爬上三楼，从我的旅行包中取出在那包里歇了一年半的钥匙，熟悉地捏着最大的一把，插进去，左一拧，再一拧，果真没有扭开那往日我一拧即开的门。低头审视那门上的黄铜暗锁时，屋门却从门里打开了。门缝间站着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样子是有些文化的），她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气味又鲜又香），还拿着一双白色的塑料筷（和象牙一样），看着我就像看一个上门推销的人。

——你找谁？

——赵茹萍家搬到了专家楼，住二单元的十九号门。

——你是她丈夫？你真的是她丈夫吗？

这样问着时，她手里的牛奶杯子晃一下，差一点从她手里惊得掉下去。可她很快意识到了她的问话对我的不恭和不敬（倒有些自知之明），马上把她斜看我的目光收回去，脸上堆着笑，介绍说她叫闵秀文，是新进中文系的古典文学老师，是专门研究和主讲《楚辞》的。说杨教授，你们家搬到专家楼里了，房子又大又漂亮。你老婆又年轻又漂亮，学问也是第一流。我在我原家的门前站一会，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和闵教授说了一会话，简单介绍了我在耙耧山脉的发现和研究，说那儿地域偏僻，交通和通讯都不便，又忙于新的研究和发现，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和我爱人茹萍联系了。所以还不知道我家搬了家的事。所以也就突然回来走错了门。

我抱歉地从三楼退着走出来，脸上如被人打了耳光样，木然着在门洞里呆一阵，待从楼下走过的熟邻过去后，才贼一样走出去，很快离开了我家过去住的家属楼。

我不再见人就给人家说我是到中原的黄河流域考察了，发现了诗城、古唱场和两千多年前《诗经》以外的一大批的诗。我低着头，躲着人（如同丧家之犬），朝着荷湖东边的一片树林走过去。我知道他们给我说的专家楼，就在荷湖北，离湖十几米，在我没有离开学校时，那楼就已快要盖成了。荷湖在仲秋的天气里，水面肮脏，可却花草蓝绿，荷叶乌墨，雪白的荷花如云样被一枝枝的荷秆擎在半空里，一点一滴珠子似的水粒在那花上叶上滚着和凝着。有散步的学生在那湖边慢慢地走，还有一早就相约出来的男生和女生，拥坐在湖边的石头上（他们的沉迷和快乐，让我想起了我在天堂街上的事）。为了躲着这些人，我绕道从湖外的一片松柏混杂的林里走到了高知专家楼。

在楼下站一会，选一个清寂的瞬间，我朝闵老师给我说的单元门号走去了。

小心地走进电梯，乘至十楼，又从电梯出来（幸亏没有碰到开电梯的人。也许本来就没有电梯工），站到了那扇还散发着漆味的防盗门前，看了看宽敞如会议厅似的门前的空间（干净得如学校党委的会议室），确认了楼层、房号后，我极其礼貌地按了门铃，又敲了几下门。

从门里传出茹萍的声音和我熟悉的风一样。

她问——谁？

我说——我。

接下来，奇静一会儿（那时的奇静如同坟墓里的死静般），在一阵我能感觉到的犹豫中，茹萍先开了一扇里边的红漆木门，又开了门外的绿漆钢铁防盗门。当看见果真是我时，她的脸上白一下（果真还年轻漂亮呢），有些惊愕地怔在门口儿，既没有说你回来了，快进屋里吧，也没责怪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不跟我说一下？怎么不提前打回一个电话来？她就那么惊着僵在门口片刻后，回头望一眼（她望什么呢？），又僵一会儿，把身子往边上让了让，又冷又淡地从门后提过一双拖鞋放在门口上，朝后退了一步站住了。

毫无疑问，我的回来使她有些烈火寒风，不容水火。有那么一会儿，门里门外，一片宁静，连一洞二门间电梯油润的滑行声，都在宁静中如开过的火车样。我知道，那一刻她生怕我会突然跨一步走进屋子里，又怕对门有人突然从门里走出来，猛地一下碰到我，于是就那么惘然地木在门口上，直到又回头望了一眼后（她望什么呢？），才明白必须让我进去（回家）那道理。

我有些歉疚地朝她笑了笑，轻声说，茹萍，我回来了。你猜我在黄河流域那儿发现什么了？我发现了很多《诗经》中没有收录的诗。

我如犯了错误的孩子想要将功折罪样，首先夸饰地说着自己的辛劳和功绩，走进门里边，关上门，换着茹萍给的一双棉拖鞋（又柔又软，我有一次住高级宾馆穿过那样的鞋），把我的行李放到门口地板上。可我换鞋时，茹萍却提着我的行李到门口，拍了几下行李上的灰，回来把它放到了门后边的角落里（像一个主人把一个客人的行李放到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去）。直到这时候，我才豁然地看清楚，这套五室三厅的新房里，客厅和舞池一样大，乳白色的墙壁不是一般家舍装修的白漆灰，而是一种少见的进口涂料漆。奶白在墙面上，光洁温顺，亮而柔和，不张扬，不刺眼，是一种含含蓄蓄的白，含含蓄蓄的亮。房顶的周围吊了一尺宽的顶，那吊顶流水蜿蜒，曲直有致，四个角吊出一个似几何图形又似一朵花的图案来，使那客厅既有了家庭的温馨，又没有一般知识分子们的俗气和庸常。还有客厅中央的灯，是吊着，却又是贴在房顶上，灯框是饱含古味的雕花红木架，把那客厅的品位和基调，定成了古朴而现代（现代中又深含了传统的味）。我站在那门口上，如果不是茹萍给我开了门，给我拿了拖鞋让我换，就是有中央的文件摆在我面前，我也不敢相信那是我的家。

有些痴傻地换上鞋，呆在门口鞋柜前铺的一块专门让客人换鞋的新疆绒毯上。我扭头朝四处望了望，笑着说，我的天，真大呀，这墙上的涂料和半棉半丝的缎布样。然后又小心地抬脚从那换鞋毯上走下来，谨慎地把脚落在满屋满厅的实木地板上（那地板是非棕非红、似棕似红的混合色，木纹深刻却又表面光滑，仿佛那木纹是假的，又仿佛那木纹完全是真的，让你以为那些地板不是通过许多程序制作出来的，而是从树上一生出来就是那个色，那种纹）。在那种近乎原始的自然木纹里，有一种来自森林红白相间的木香味，原原本本地在屋里飘散和弥漫。从阳台上涌过来的光线富贵而充裕。大花盆里的巴西木和非洲树，还有几盆不常见却又似乎常见的花，摆在墙角和那一排乳黄的真皮沙发的两头上。新品的电视、音响（我完全说不上来那一排家电的名称和特色，就像我还不能总结诗城遗址的建筑风格和唱场的设计特点样）和墙上点缀的油画（是俄罗斯风光）、挂着的名人书法及一些抽象实物的艺术品，还有因为客厅过于宽敞，不得不在一些空闲处，摆上木架和我说不清年代的瓷器物（如花瓶、陶俑和不知是赝品还是真品的汉罐与青铜器——不过，我是坚信那些都是真品的），这些东西该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出现了，不该在哪儿，它就一定不在哪儿出现和多余。

木然在屋门里，我以为是我走错了门，可茹萍确确实实地站在我边上。她的脸色已经从尴尬和僵硬中缓过来，显出了平静和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坚毅色。我说这房子是什么时候分给我们的？她说杨科，作为礼貌，你突然回来应该先给我们（我们？）打一声招呼的。我说装修得这么漂亮，花了多少钱？她说回来了也好，许多事情我们该当面谈一谈。然后她就朝客厅对面的餐厅走去了，像一阵风朝着秋天刮去样。

餐厅和客厅是错层，比客厅高着的两层台阶中，装修着一道木栏杆（这是京城许多部长家里才有的装饰和格局）。我让目光跟着茹萍的身影走过去，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看见李广智校长坐在餐厅的餐桌旁，穿了一套薄绒红睡衣，正在那餐桌旁边吃早餐（牛奶和面包片）。显然他已经知道我来（回来）了。朝我看了看，像看一个专门在饭时到他家里找他解决问题的教职员工般，有些烦，却又有些不得不装出的热情来。

回来了？李广智从餐桌前边站起来，让目光从茹萍的身上翻过去，望着我，脸上满是欢迎的热情和从掩盖中挣着身子跳出来的冷淡和漠然。没吃早餐吗？没吃就在这儿吃。又把目光对着茹萍说，你去给杨教授冲上一杯奶，我上午要开会，就不陪你们在家了。

说着就从餐桌前边走过来，穿过客厅又走进一间卧室里（他也是穿着一双绒拖鞋），关上门，换完了衣服又从卧室走出来，提了学校领导上班时都提的黑皮公文包，出来到我面前说，杨教授，你瘦了，回来就好好养一养，如果嫌住在家里不方便，住宾馆把发票交给茹萍就行了。

说着他就朝门外走过去，到门口，换皮鞋时还又回头和我招了一下手，说你坐呀，杨教授，老是站在那儿干啥呢。

李广智就如主人离开家样出去了。

关门声柔和生硬，像一块铁板重重地落在了暄虚的土地上。我依然走错了路、进错了门样木在客厅的沙发旁，不知是该坐还是不该坐。李广智走了后，一直站在餐厅横栏旁的茹萍有些解脱了。她没有给我沏牛奶，而是用玻璃茶杯给我简简单单泡了杯毛尖茶（像给客人泡茶样）。那茶叶在开水中，由紧缩开始膨胀，每片叶子都水灵灵地增大和散开，在浅青的热水中，有着花开花落的声响与香味，之后那茶叶全都叶尖向上地直竖着，林地般竖在杯子里。茹萍说，喝水吧——这茶叶你从来没喝过——这房子是我今年刚好有一本专著拿了全国唯一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最高奖，学校以特例把我列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就给我分了这套房。说着她抬头看了一下竖在客厅一角的红木大摆钟，又说其实你都看到了，没有李广智，就没有这房子。没有李广智，就没有我的学术最高奖。

——没什么可向你解释的。横竖都这样，我和他就彻底住到一块了。

——我们相辅相成，相知相爱。他现在是学校的校长了。老校长离休前，有四个人选竞争当校长。送礼也好，找高层也罢，如果没有我赵茹萍，怕他也当不了这中国第一名校正部级的校长呢。

——你能想到吗？我们系里有个女学生，高考成绩还不到三百分，是我破格、破例，把她招进了艺术系。一招进来她爸就从下边省里调进京城红墙里边办公了。李广智当校长，在最关键的时候是她爸说了几句话。

说着这些话，茹萍走进刚刚李广智进过的那间卧室里，脱掉她在家里穿的花色休闲睡衣，换了去上课时穿的浅灰色的一条名牌裤和京城演艺圈的女人那时都爱穿的宽大松散的星月色的绒毛衣，把她的头发随意又认真地用一根骨针别在脑后边，出来像给我一张晚报样，把一本书放在茶几上（那茶几又方又大，红木架上托着一块四方四正的钢化大玻璃），然后对我说，我要上班了，你可以随便翻翻这本书，我相信你不会拿这本书去做我的文章的。

我说，茹萍，这家里的钥匙你不给我一把吗？

她说，算我赵茹萍对不起你了，杨科。你好好想一想，有什么要求和条件，你可以全都提出来。

我说，哪间房子是我的？

她说，我上课去了，有事你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

我说，你不给我一把钥匙我要出门了怎么办？

她说，这次你回来，也算是一次机会——我现在是影视艺术系的系主任。包括职务、荣誉，还有钱，你有要求了都可以说出来。

然后茹萍紧步着李广智的后尘就走了。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说，你自己会做饭，想吃什么了自己做。想睡了门口这间房子是客房。不吃不睡了，就翻翻我给你的那本书。

接下来，两层两扇的屋门先软后硬地各自响一下子，屋子里就剩下孤孤独独的那个杨科了。杨科像不受欢迎的客人样，被孤零零地留在主人家豪华阔大的客厅里。听着门外电梯润滑的响动声，他无力地坐下去，原来屁股下的沙发惊人的软。猛一下，他就一屁股陷在了一堆云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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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这是《豳风》中的一首出征人在还家之途中念家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