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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杨薇薇和蒋方舟的信，我的喉咙有一种堵塞感，像以为是蜜水却吞下了一口恶痰样。或者如吃青嫩的炒菜时，却吃了一筷子的沙。急急看完她们的邮件后，我在床上呆坐一会儿——呆坐了很久一会儿。尤其读到蒋方舟来信写的第三点和最后一段对剧本人物李静的否定时，我很想把手机一甩扔到哪。

我果真不轻不重地把我的手机扔在床上了。

手机在床上虚弹了一下后，如石片在湖面飞潜后沉在湖底一样安静着。卧室里沉闷而寂静，使我的呼吸如被人掐了脖子般。很想要挣着身子、大打出手从那屋里跑出去，又想就那么沉寂呆呆地坐在屋里想些啥（或者什么也不想，就那么久久远远呆坐着）。到最后，我选择了后者呆坐着，直待到从饭厅传来家人叫我吃饭声。

懒散地起床、穿衣、洗漱和庄严地吃饭，煎熬到下午两点钟，我准时开车到首都机场附近顾长卫的工作室和他见面时，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为了不使这预感酿出天大的事，我放慢车速，恨不得看到蚂蚁也把脚踩在刹车上。和顾、杨们见面我迟到了半小时，然而到那儿后，我还是在院里深长地吸口气，觉得可以装出若无其事、平静如水的模样了，才不慌不忙地到他工作室的门前按门铃，和开门做美术的美女拥抱并问好，然后开始做作、夸张地惊讶于顾在他宽大敞亮的工作室的墙壁上悬挂的他的一幅幅巨大的摄影作品——那些作品，全部取材于一百元人民币上的各种细节、微图、色彩和我们常人不曾发现的秘密，由他通过特殊的摄像技术，重新拍摄出各种巨幅作品来——比如将一百元中隐藏的毛泽东的头像放大数千倍，使那本来就一如一分硬币样若隐若现的毛泽东的像，大到有三米见方或半个房间样，从而使那像的若隐若现，不再局限在那张巴掌大的钱币上，而是若隐若现在了巨大无比的世界中，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构成一种呼应之关系。比如把钱币上的两个英文字母和八个阿拉伯数字的钱币编号进行一种反复的摄影后，通过神秘而巧妙的排列组合，使照片成了宽四米、长六米的巨型密码墙，从而使我们整个世界的现实都成了一种迷宫的样。还有以红色为主的百元人民币上“100”后边那个“0”的蓝，经过特殊的摄影处理，竟然成了大海之蓝和远眺大海时海面上无尽无止的海浪和波纹，就连钱币正面右下角的粗体反向的“LL”和背面右下角纹中十六个微小如尘的圆中圆，也都被他无限放大，组合成了丰富的光点、烈日和光柱。我此前知道他作为中国“电影第一摄像师”（大师吗？）开始在电影拍摄的间隙和烦恼时，准备向油画和摄影的回归和探求，以为那都是他正业之后的业余之游戏，如我这次小说写作之余名利膨胀的梦想样，但却没想到，这种带有游戏性质的梦幻和理想，他不仅开始了，而且也几近是实现完成了。

在那些取材于人民币的局部异变的巨幅现代摄影作品下，我先是有些夸张、惊讶地站着看一会儿，及至顾从楼上下来后，待他谦逊、微笑地带导着我从一楼到三楼参观他的数十幅这样的作品时，那样夸张的惊讶从我脸上消失了，留下的唯一一个念头是，他能从导演的道上暂时撤回身，做一个独一无二的现代摄影艺术家（我舍不得把“伟大”二字作为礼物送给他，因为他也从未把“伟大”作为礼物送给我），难道我就不能从写作那样清寂、孤寒中抽身出来，做一个伟大（狂妄和疯癫！）的导演和演员，摇身一变，使自己从作家变成艺术家？

终于，在这恍惚的冥想中，我们至关重要的谈话开始了。

无论是作为一场艺术的谈话，还是关于电影《速求共眠》或这部长篇《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的写作，那几句简单并致命的谈话，都将成为我创作生涯和人生命运中的碑石刻下来，其意义也正如一个人在徒步的长途跋涉中，四野空旷、荒无人烟，而又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或十字路口上，在他惘然四顾时，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是倒在地上没有字迹的路标和指示牌。

工作室一楼客厅的面积最少有九十平方米（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土地革命把他的客厅分给我家呢？），中间放了一圈充满小资情调的红沙发，沙发中间是日常普通的方茶几。就在这茶几边，顾长卫变得有些冷硬叵测了，杨薇薇也变得玄乎叵测了，连一向直爽的郭芳芳，也开始变得神秘叵测起来了。

顾就坐在我边上，默一会儿他不着天地又恰如其分地说了一句话：“阎老师，你说这红茶好喝吗？”

“不错。”我也漫无边际又毫无趣味地答，“比刚才的咖啡好一点。”

“你走了拿两盒，是很好的一个朋友送我的。”

“我习惯喝绿茶。”把嘴边的杯子摘下放在茶几上，我郑重、直接地引导说，“大家不用拐弯抹角了，都说说剧本吧。你们不觉得那剧本独一无二，单是说好还不足以形容它的价值吗？”

顾就微微怔起来，目光盯在我脸上，像看一个他未曾见过也完全不认识的阎连科。当他从我脸上没有看出儿戏和游戏时，不知为何他端茶杯的手，僵在半空一会儿，慢慢动了动，像要放下茶杯拿手去我的额头摸一摸，看我发烧没发烧。就在那一刻，我心中有个坚定的念头产生了：他若真的拿手去我的额头上摸，我就用我的手把他的手扔到一边去（要不要把他的手扔到一边后，再把面前茶杯里的红茶很优雅地慢慢倒在茶几上？）。看着他，想象着，也等待着，这时郭芳芳和杨薇薇，也都把她们端的茶杯和咖啡放下了，目光也都缓飘飘地落在我脸上。

“阎老师，”顾终于说话了，像许多电影中的江湖老大样，慢慢悠悠却一言九鼎地问，“剧本中你怎么不写李撞和李静的爱情呢？”

我答道：“我觉得现在这对人物的关系要比他们扭曲相爱好。”

“可我们此前说好就是要写他们扭曲相爱的故事呀！”

“不是我不写，是生活的真实不让写。”

“难道艺术不是突破了生活的真实才有价值吗？”

“真正的艺术不是要突破生活，而是要沉入到生活底部和人的内部去。”

这是我和顾谈话的开始，一人一句，明枪暗箭，或者暗箭明枪。之后彼此就陷入了一阵深沉的静默。当我在想我下一步要用怎样的柔冷和刚硬来对待他和他们的艺术观念时，顾又恢复到了他那惯有的无边柔软和永远都以柔克刚的秉性里边了。他朝我笑了笑，停一会儿，用变尖、变细并抬高的声调（柔冷的箭）说：

“实话说，阎老师，这个剧本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确实、确实好。我觉得……怎么说呢？何止是好，我觉得可能堪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中的范文和教科书。”说了这一句，顾又扭头看看我，习惯性地面色润红着，用手去他身边的包里摸一阵，再笑笑，“我就直说吧，阎老师，我做电影半辈子，中国和外国的电影和电影剧本看了数百、数千部，从来没有一个剧本能像《速求共眠》样，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让我爱不释手，坐卧不宁（他终于知道我要听什么、他该说些什么了），恨不得一分一秒就把剧本吃进肚里去，生怕电影剧本中最后一个镜头的到来，使故事像危重病人的呼吸机样突然被拔去……”

（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他终于说出他该说的、我要听的一番话……请允许我在此处省略掉那时我内心从寒凉到温暖，从平静到激动，从可以掩盖的喜悦到不能掩盖的狂奋的最少二千字或者三千字。）

“阎老师，因为这个剧本好，”顾把话说到这儿时，他又顿着看看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脸上再次显出他刚刚落下的惯有之润红，“何止是好，我想时间会证明它伟大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样。因为这伟大和可以预想的传世名作的生命力，这样的剧本几十年都难有一个……因为这样儿，我觉得我来导演这电影，我会毁了这个剧。就是成功了，也有些夺人心血来成全、美化自己了……这样儿，阎老师，我听说这个电影你不仅要自编和自演，还想自己做导演，真是这样吗？

“阎老师，实话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自己做导演？”

（他怎么知道呢？我还没有按我的计划说出来，他怎么就提前知道了？我原来的计划是，由他来寻找到资金并组成剧组后，我再故意找茬和他争吵、闹矛盾，到最后就摊牌我要做导演，由他随便在剧组挂个什么名，比如监制、顾问啥儿的。可现在，他倒首先说出这事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条暗道到底从哪儿分岔了发生了……此处不是我有意省略什么情节什么话，是我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所以在这儿，我不得不再次省略从疑问到窃喜再到不安的内心活动数千字。）

“这样吧，阎老师，”顾又把他刚才放下的杯子端起来，像那茶杯不是杯，而是他内心不安的道具样，“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我就不参与你这部电影创作了。我想集中精力用一年的时间，把我这些摄影作品好好整理一下子，到上海、香港和国外做几次艺术展……至于那剧本创作初的五十万元人民币，后边你剧组成立了，给我也行，不给也行。我想只要你能导演出一部好片子，我也曾为那电影在剧本阶段出过力，在剧本和拍摄上，有过建议和看法，在经费上有过我个人的支持和帮助，那都是我莫大的幸运和荣誉。等片子成功了，五亿、十亿、二十亿的票房和国际大奖滚滚到来了，我都会由衷地为你高兴和鼓掌，也为我自己曾经为那电影出过绵薄之力而荣幸。”

……

到这儿，他的话完了。

完了他就看看我，又看看杨薇薇和郭芳芳，再把那已经空干过的茶杯放在唇边上。

（为了阅读的节奏感和我不愿说的我的丑陋和暴怒，请你们允许我此处再次省略场景、气氛和杨薇薇及郭芳芳的谈话最少二千字。省略我的不安、郁闷和措手不及的慌张三千字和那时我内心突然出现的悬浮、慌乱及无言以对的尴尬三千字。省略掉我望着大家，一时无语，僵直地坐在那儿，像我要入室盗窃时，却被主人突然拉亮的电灯发现我是他们的熟人和朋友样，彼此在一瞬间都找不到话说的惊讶、沉默和场景的描写最少二千八百字。）

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好，该有怎样的举动、言行和表现。直到今天来写这部《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我都回忆不清顾在说完那些话后他是怎样、我是怎样的。郭芳芳和杨薇薇又是怎样的。也许我那时的脸色如同猪肝一样吧。还也许，那时我的脸色就是一块从古老城墙上扒下来的砖，虽然布满灰尘，却以文物的模样呈现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期待。到现在，真的记不清和想象不出那时顾的脸上是什么表情了。这种记不清，不是时间久远的平息和抹去，而是人在紧张、不安时的思维短路和空白，一如一个人在暴怒杀人时，他的脑子一定是一片空白样。然而今天来回忆这些时，我似乎可以假设顾以他的善良、质朴乃至懦弱并又对世事洞明的历练，他可能会为他终于以退为进、以抑为扬、以颂为贬的那番说辞而高兴；也可能会以作为兄弟、朋友而最终还是真正认识了我丑陋的本相而默然与欣慰。并且可能会为最终可以把我从他身边甩离——就像一个农人终于从他腿上的脉管里，拍拍打打，为挤出了吸血的蚂蟥而高兴。我仿佛记得那时他说完了那番话，好像脸上是一种轻松舒坦的红，如劳累了一天的日光，终于可以在西山日落间，休息和放松一模样。似乎记得他那时说完后，双手交叉着背在脑后边，撑着他那适中的头颅，朝沙发后背靠过去，样子是心疼沙发承受不了他的重，怕把沙发靠塌才那样撑着头颅、身子，缓缓朝红色的沙发倒下的（可我呢？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难道你疼爱沙发的承受力就不心疼一个作家的承受力？）。空气好像凝住了。世界也好像不在了。在凝住的空气间，有谁拿手朝空气推一把，那空气定会如一片玻璃样碎到世界外边去。就在那冷硬僵直的空间里，大家就都呆坐着，像谁都随着空气的凝固也都凝在了空气里边了，随着空气的碎落也都碎落不在了。

能听见机房人员在做电影剪接时的机器转动声。

从窗里透过来的下午四点半的阳光，红黄相间，在眼前晃动，像飘着的哪国国旗样。这时首先打破沉默的是郭芳芳。“喝水呀，阎老师。”她脸上的笑，又一次如同是剧组的美工、化妆帮她化在脸上般。“或者我再去给你磨一杯咖啡吧？”这样问着我，不等我答什么，她自己却抽出一根香烟点了抽起来。而这时的杨薇薇，倒好像还残存有对我的同情或者信任感。

“我觉得你自编、自导、自演说不定能成功。阎老师，你有那么多的好朋友，你就去拉拉资金试试嘛。”

我应该说什么？

那时我想了什么呢？

在那种情况下，我会由衷或虚伪地说些什么呢？是脑子一片空白，如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因情节所致，幕布上出现了很长的黑幕和静止吗？那么黑幕过后会出现什么样情况和情节呢？故事又会发生怎样的延宕或反转？或是那黑幕的出现，只是时间的过渡、跳跃或历史与现实的岔道和改变？

我从顾长卫的工作室里出来了。

不言不语地从他们那儿离开了。我相信我以沉默为行动，把无声当有声，在那时是最为合适的。说什么？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未免过分张狂和绝情。说“谢谢你们赐我良机”，又未免虚伪和无力。微笑、沉默着离开应该是最为得体而有尊严的举措了。就沉默而微笑着离开了。走去了。今天想起来，那时站起欲走时，脸上挂着的不屑和佯装之镇定，然后拿起茶几上我的车钥匙，无论他们谁唤“阎老师……”谁说“你在这吃过晚饭再走吧”，我都没有应声也没有回头望一眼。

在工作室门前的停车场，我开着我的车子要走时，看见顾长卫的豪车停在路边上。我想都没有想一下，就开着我的老捷达，轰然地朝他的路虎车上冲过去。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一瞬间，一念间，告止一个段落了。一个终结了。那时候，只听“哐——哗——”的一声被拉长的巨响，就有一片玻璃飞向了天空，又雨滴、水片一样落下来。当顾长卫、杨薇薇、郭芳芳和工作室的剪接师和美工们从屋里冲到门外时，我捂着我的血脸，从车上下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对不起，踩刹车时踩着油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