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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的囚犯们终于迫近。他们队伍成一行，一如往常地，荷镢扛锨，有的则扛了大锤，拿了绳子。最前面的是个大个，天蓝的麻袄上，沾满了红色的泥土。黄黄和它的主人退至路边，半惊半恐地望着他们，从一号望到四十号，又从四十号望至七十号。他们走得不快，当然也不是悠然慢行。他们中间有许多犯人，到这里都禁不住要打量她们。主要是打量梅子。在这好风好光围定的监狱里生活，在这少有人烟的山洼里苦役着劳作，眼下冷不丁儿看见这么一位清清丽丽的城市女子，大家不禁猛然眼亮，一时间心里思想什么，大都可想而知。梅的脸上是一种浅白，如凝了一层早霜，死死地盯着从她面前过去的一张张土灰的脸，被那脸上的疲惫也染得极为劳累，一整天的步行，使她觉得直想倒在地上。她说怎么没有狐狸？婆婆说那天他站最后。于是，她们的目光，重又一个不漏地从那队伍中搜寻过去。

太阳依旧，活力十足得很，红彤彤地烧在西山的一道沟口。塘子里的苇苗绿水，皆都成了血浆之色。塘子里的白鸟，也成了飞上飞下的一团红球。从犯人与犯人的缝间去看，水里倒影的风景飘忽不定，时隐时现，更有一种玄玄妙妙的美，和中国泼墨画中的山色湖水、亭台楼阁极其相像。黄黄也许累了，它无力地卧下来。面前的囚队，最终还是走了过去。走在最后的几个，仍然是穿着橄榄色的警察，他们各扛了一支长枪，腰间又插了一支短枪。而狐狸，却是一影人儿也没见。

婆婆说：“那天就站在最后呀。”

梅立着一动不动，脸上的冷硬忽然放松下来，有了一丝红润。她说我们这么立着，就是看不见狐狸，狐狸也该看见我们。婆婆把目光投到不远处的狱墙上，说来一趟不易，你进去看看他吧，也许他在里边，说是他的同学，会让见他一面。婆婆把肩上的小包取将下来，又说里边是天元的两件春夏单衣，你带给狐狸，不要说是天元的就成。接过那个包袱，梅怔怔地望望婆婆，就朝监狱的方向走去。

始料不及，监狱的门竟那么好进。两个哨兵问了几句，梅说是狐狸的同学，哨兵盯着她仔细打量一阵，有一个跑步进了狱里。不一刻，出来两个警兵，将梅领了进去，将婆婆和黄黄留在狱外。梅跨过铁门的时候，婆婆在门外叮嘱，说你快一些，太阳立马落了，我们还要上山。

前后算起，仅差三个时日。那次这狱门外只有红花点点。三日之后，再次来到这里，狱墙下已经红花灿烂了。原来这三月的春时，树木花草，都是一天一个样儿。在狱墙下几十米开外，是一片柏林，绿成热烈的黑色，看去像半明半暗的黄昏时光。而这几十米的开阔之地，绿茸茸的草坛越发厚实柔软，喇叭花传情达意地开成一片。有的，无理地爬在别的草棵身上，把自己的花儿举在人家的头顶；有的，就索性开在紫花、黄花的上面，将人家遮掩下去。爬的最多的，还是那些高个的苦艾。苦艾们疯着从草间长出一段身子，喇叭花的青秧，又攀扶着它直起腰来，把花儿吊在它的枝上。这个时候的夕阳，已经搁在山头，铁丝是锈红的颜色，日光是血浆的颜色，那粉白的蝴蝶，这时反被衬得有些透亮。更有甚者，几朵喇叭花竟妄为地开在狱门的砖柱下面，爬在木岗楼的壁上，且还把秧子大胆地沿墙伸进狱院，擎着绽开的小蕾。哨楼的木壁，经过岁月的风吹雨淋，已经褪色成黑腐的干枯，而偏偏有一棵喇叭花爬将上去，不假思索地一串着灿烂。

黄黄是听到主人的唤叫，才从狱墙东角拐了回来。回来时梅已从狱院出来，和婆婆并肩离开狱门，朝狱门以西走去。它满带着离去的遗憾，在主人身前身后，不时要回头朝着狱门那儿张望，并一边听着主人的一问一答。

婆婆问：“见过了？”

梅说：“没见到。”

婆婆问：“衣服呢？”

梅说：“留下了。”

婆婆问：“不让见？”

“我总觉得好像狐狸出了很大的事。”梅望着婆婆的脸，话说得边思边想。她说他们那么客气，热情得少见，把我引进一间屋里，又倒水，又让座；问我从哪来的，我说张家营；问我和狐狸啥关系，我说同一个知青点；问我怎么知道狐狸在这里，是不是专门来探监，我说听同学说狐狸在这儿，路过这儿给狐狸捎两件春秋布衫来，他们就接过衣服，检查一遍打发我出来了。他们说狐狸出了一点小事情，不是他爸妈和直系亲属一律不能见。说到这儿，梅又回头望一眼那粉红簇拥的狱门口，问婆婆说：

“你见狐狸啥样儿？”

婆婆说：“一脸胡子，像有四十岁。”

梅问：“他问你啥儿没？”

婆婆说三天前他认出我和黄黄就从队里走出来，第一句话就问你返城没，我说没返城，知青点就你一个没返城；问你和天元结婚没，我说你和天元已经结婚两年了，我是来招子庙替你们要孩娃。这时候他肩上的铁镐突然滑下来，重重地砸了他的脚，他脸一白，身子一歪，未及有话，后边的看管便来将他喝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