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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夜晚的事情，洁净得如一眼泉水。前前后后，黄黄对那事情的根梢，明了得十分准确。初夏的夜风，习习吹响似款款流来的河水。这样的晚间，乡里自有它的一份悠闲，城市社会将永远无法体味其中的村野情调。孩子们团团围住老人听古。媳妇们聚在门口说三道四。男人们到村头去，抽着旱烟，议论春秋朝代和春种秋收。这样闲情逸致的风景，事实上是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而从都市来的知青，对此会感到无聊而又愚昧。他们永远不会明白，那中间为什么对乡村社会的人们有无尽的诱惑。怀着一种沦落之感的那天夜里，又不忍心将自己真正平庸到乡下的人堆，知青房里是那些极其熟悉平淡、又越来越少的单调面孔，收音机里更不见新的内容，着实是百无聊赖，厌烦到恨不能自杀的时候，梅就学着乡下人的样子，卷一领草席，信步到了梁上，无非是为了寻一凉爽清净之地而已，可谁能料到，她却寻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样式。

月光溶溶，在脚下凉阴阴着一股清气。山梁上的一草一木，都清晰如你的食指，抬头看那浩瀚天空，月明星稀，偶有几只蝙蝠在头顶飞旋。风很大，把蚊子吹到了村落里去，留在梁上的，是隐秘细腻的夜的絮语。遍地无人，只有山梁对岸村落里，点点滴滴着几窗灯火。置于这样的时候，人是渴望把话说给别人，又渴望别人把话说给自己，但又决然讨厌那热闹的人堆。梅沉思默想地走着，既不是愁山愁水，也不是乐人乐物，只是被一种清静淹没了，觉得未免孤独。孤独的时候她就想家。自然，也时不时想起狐狸。想起狐狸便要想到张天元。狐狸也委实烦人，忽然间的，他就走向极端，每到夜晚，就钻进房里同另一知青下棋，下饥了，下渴了，下得不想下了，才想起来到她屋里坐坐。

“不下了？”

“被他下输了。”

“下吧，来找我干啥。”

“我就知道你的脸没有棋盘热。”

怨恨着顺手拿样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了，果真又去下棋。可话又说回来，狐狸真的同自己陪坐半天，又着实无话可说。

“听说没？常香玉又开始唱戏了。”

“她唱呗，碍了咱们什么事？”

“你不能天天下棋呀。”

“你让我干啥？”

仔细一想，狐狸的话实在得连针也插不进去。你让他干啥？漫长的夜晚，自己不也是难以打发吗？能看的书看过了，不能看的也看了，究竟还要干什么？这么想着，也就十二分释然，何作何为，皆得顺其自然。寄籍于这偏乡僻壤，张家营人就那么打发日子，更何况随时都准备返城，开始一种全新生活的知青。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却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娅梅，抬头一看，竟是张天元。他独自坐在一棵柿子树下，好像为了专门等她。问他在这干啥，说随便走走，看看月亮。她说你还有这个雅兴？他说给学生布置了一篇题目叫《乡村月光》的作文，谁写得好，就寄到报社里去，是一个编辑在组织“六一”儿童节的版面，说好要用一篇山区学生的文章。如此闲下几句，梅说屋里又热又咬，便铺开席子，脱掉凉鞋，盘腿坐在席的一端。散开的裙子，盖着她的双腿，她就像一朵蘑菇生长在席上，且还有蘑菇的清气，在乡村的晚风中，自成一息地流来流去。

当时的乡土社会，裙子是人人都见过的，可真正穿在身上，却是极少的姑娘，且这姑娘必然家境宽余，有亲属在城镇工作，才在她身上搭起了沟通城乡衣着的桥梁。张老师在县城读书时，全班女同学中有两个穿裙，一个是县委书记家傲慢的公主；另一个，则是从洛阳来的右派的女儿，虽是右派，却夫妻双双都是大学的教师，据说连毕业文凭都是外国发的。当然，后来裙子也就在县城风起云涌了，可在张家营子，穿一件时不时露出大腿的裙子，却只是女知青的作为。梅蘑菇一样坐着，月光水样浇洗着她。她的脸涂抹了粉似的清白。山梁前后的田地里，有旱蛙的鼓噪，那叫声如一条绿黄相间的带子，在山梁上长长地拉扯不断。张老师背靠在柿树上，眼望着对岸叫小李庄的村落，说娅梅，你怎么跑到这儿乘凉。她说这儿凉快，又说我不能来这儿？张老师便哑然一笑，用一只脚去踩他的另一只脚。

“你坐呀。”梅说。

他答：“我不坐。”

“我知道你为啥不坐，”她说，“因为就咱们俩在这儿，你怕我李娅梅吃了你。”

“不是。”他说，“是我不想坐。”

她说：“还因为我今儿穿了裙子。”

他笑出了声，“你想哪儿了。”

“你想哪儿了？”她反问他，又将裙子下摆拉拉，盖着露出的两个膝盖，“想不到你张天元心术这么不正。”于是，他就坐下，并着双腿，说谁有一点邪念谁今夜死掉。她便朗朗笑了，银白透亮的笑声，在梁上梁下，叮当着跳动，仿佛几粒星星忽然跌在梁上，由高处向沟里滚去。笑够了，她戛然而止，突然说天元，我要返城了，你给我写信不写？他说：

“那要看你给我回信不回。”

“不回呢？”

“不回信我干啥还要写信？”

“回呢？”

“回了就写，人总是有来有往。”

于是，他们就长长地默下，默得漫无边际，没有止境，直到身边有了响动，都猛的一个惊吓，回身一看，才知道原来黄黄不知什么时间跟来，正静默悄息地听着他们，盯着他们，记忆着他们人生的破绽。

“你要返城了？”

“天天这样想。”

“有希望？”

“想想罢了。”

几句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话，不免勾出许多伤感之事。返城的事情，自是不提也就罢了，提起来梅就坏了情绪。想起遥远的省会，想起省会的繁华，想起人山人海中孤独的父亲，梅就许久不语，心绪茫茫，如坠入了无际的渊海。为了找一句话说，便凭着思路，如在马路边随便捡样东西一般，说你去过郑州吗？答说洛阳也没去过。再说郑州是省会呀。张老师就仰望天空，说我知道郑州是省会，知道北京是首都，知道郑州有二七纪念塔，有邙山游览区，有人民公园，有黄河展览馆，有郑州大学，有省长、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

梅就生气了。

“还知道啥？”

“知道城市人永远瞧不起乡下人。”

话是说得十分平淡，但其中的意味，却包全了苦辣酸涩，梅不是不知其中的深长。于是，又一片沉默，沉默得昏天昏地，仿佛月光星光，都在沉默中黯淡，只有乡村夜间的声息，敲锣打鼓地轰响起来。月亮是真的隐在了云后，山梁上朦朦胧胧，神秘莫测。沟底下的水声，响得单调而又清丽。偶尔也有夜莺的叫声响起，古怪得如荒唐人生。蛙鸣则长而又长，似乎要一口气叫至天亮。仍然是黄黄抖动了一下身子，才提醒他们早已夜深人静，该回家去了。张老师就说天不早了，梅便说走吧。二人卷起席子，他送她到知青房后，看着她走进院落，欲走时她却返身出来，说天元，明晚还到那儿，我有话说。

第二天，在房里，看着时间在门口踱步；躺床上，看着时间在床下踱步；在村头，看着时间在田边踱步。好不容易挨到天黑，忙匆匆到梁上的柿子树下，看见他不失所望地倚在树上，忽然觉得并没有要说的话，只是想如前夜一样把时间打发过去。

“说什么？”

“不说什么。”

“不说什么怎么让我出来？”

“不说什么就不能让你出来？”

伸开草席，如前一夜那样坐着，有意地找些话题打发时间。

她说：“就怕我这一辈子不能返城了。”

他说：“不会的。”

她说：“你知道我的家境，很可能。”

他说：“真不能返城了……”

她说：“我怎么办？”

他说：“县里也会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她说：“我指的不是工作。我已经二十多了。”

他说：“你指成家？”

她说：“我不能不成家。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说：“那得由你自己决定。”

她就不再说话，怔怔地瞅着他。

“张天元，我看你不像一个男人。”

张老师又默一阵，叹了一口气。

“我倒真盼着你不能返城。”

她说：“有时候我也盼着自己不能返城。”

他说：“你不能这样想。这样会泄了你返城的劲儿，乡下毕竟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他说了这样的话，千万、万千的伤感就都涌在她的眼眶，不自觉地拉起他的手，俩人便伤凄凄地拥在一起。置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环境，人心又这样寂寞，后面的事情，也自是不言而喻。远处的山脉，在月光中明显着它的轮廓，可是静得很，能听见他们的呼吸如湍急的河水，泛滥着从柿树下流淌到远处的山脚。而身边的蛙鼓虫鸣，却突然偃旗息鼓，只有每次都跟来的黄黄，在月光中将眼睛睁得明明亮亮，将一切人心人情都滴水不漏地拾在心里。这样，照理说，继续下去的事情，都是辉煌无比而又顺理成章，不能断然他们一定要决开那条人情大堤，任其洪水漫山遍野，泛滥成灾，可他们之间那条脉脉的河流，不消说会一日欢畅一日。然而，接下去的一个晚上，梅子来了，他却没来。她在那儿独守到村里响起回宿的脚步声。第二个晚上依然。第三个晚上也依然。至第四个晚上，她等到看见他从家里出来，才又拿起草席上了梁上。

他见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

“梅，我张天元对不起你。”

她说：“这话该由我说。”

“没这缘分。”他说，“我想了，狐狸哪都合适。”

“不说狐狸，”她说，“主要是我迟早都得返城。”

一切都归于原样，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一张草席铺在树下，他拿了一兜炒过的花生倒在草席中间，如一座山样隔开着彼此，边吃边扯些漫无止境的话题。他向她说些乡野的笑话和世代相传的故事，如《狐狸精的传说》、《白眼猫成精》，她向他说些城里人的趣闻，如豫剧大师常香玉脖子挂个破鞋儿游街；她的一个同学揪掉校长头上戴的假发套，全校人才忽然知道漂亮的女校长原来是个秃子，于是女校长悬梁上吊等。说到彼此的婚事，他说狐狸真的不错，她说一返城也许就和狐狸结婚；她又说你有合适的也该订一个，他说再相对象一定让她也去看看，参谋参谋。

如此如此，相安无事了许多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