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赶巧，明儿天是星期日。我们田湖镇不是集，明皋街逢集。

来日天刚发亮色，我就和爹一道去把四爷的棺材装上了架子车。四爷的棺材是泡桐木做的，又厚又大。脚档用的是柏木，头档用的是水杨木。水杨木上刻了好大一个“奠”字，涂了金色，和配着棺材的黑色，显得十分醒目。装棺材时，队长已经先走了，我爹抬着棺材的头部，我抬脚部，从屋里往院外走时，我浑身发抖，心里生出了寒气。

棺材是顺着车子装上的，上绳时捆得很小心。装完车天已大亮，村落里流动着薄薄的雾气。队长家的狗，绕着棺材转来转去，不时用惊恐的眼睛望望棺材，望望我和爹。这时候，四爷穿好衣服出来了，布衫上的扣儿扣得十分齐整。他今年八十二岁，走路都已哆嗦，到棺材前，木然地盯着棺材望望，又用手抚摸着棺材，从大头抚摸到小头，又从小头抚摸到大头；末了，打开棺材看了看，闻闻棺木的气味，盖上走到我身边，把沾满棺木漆的手放在我头上，不动了。

“孙娃，”四爷问，“念高几？”

我说：“高二。”

“你三叔说你学习好？”

我用力点了一下头。

四爷把手从我头上拿下去。

“拉走吧……愿咱瑶沟也出一个状元娃……”

“这年月……”爹过去扶着四爷，无望地说着，就扶四爷回家去了。

大姐明儿天就要去洛阳住院。爹要在今天把东西准备就绪。因此，往明皋街去是我一个人。明皋这个集镇，离田湖镇三十里路，那里的木材市场买卖人多，比田湖镇的木材价格贵。我拉着棺材走时，因是卖棺材，怕在田湖镇上遇到熟人，就绕到镇外。其时，东边日头已经露脸，薄雾无影无踪。黄土道上闪着亮色。架子车“叽吱吱、叽吱吱”的响声，又匀称、又悠长。落在棺材上的日光，像金水一样浅浅一层，把棺材照得统体透亮。东天的山顶，一片血染的颜色；山上的树，都如挂了红绸片儿一般。山顶托起的天，像一面红水湖。日头溶化在红水湖里，就像一个红皮球漂在一个染红布的沸水锅里，一点在水中，大部分在水面外。我直愣愣盯着那浮在红水中的红皮球。黄土道像黄布条一样朝我身后抽回去。这时候，我听到那皮球的下面有了一声尖脆、清丽、悠长的叫声：

“连科哥——”

我看见前边公路桥上站着一个小姑娘，穿了件红布衫，就像在日头水中捞出的布衫一样，又红润、又醒目。她把两只手握成喇叭，放在嘴上，对着我：

“连科哥——我等你了老半天——快些——”

我眨了一下眼。

站在桥头的是雯淑！

我感到了没趣儿。这当儿我最怕见雯淑。我想拉着棺材折回去，可雯淑已朝我走过来。日头一下跳出红水，成了一个又圆又大的金团儿，红水不知流向了哪。日头周围，除了金光，连一星红色也没有。我恨雯淑。我怕见到她。可她笑着越走越近。我感到她是朝我逼过来，我把脸阴沉得似黑沉沉的云。

“你来干啥？”

“去明皋，”她说，“我去和你做个伴儿。”

“我不要伴儿，你走吧！”厉声说着，我拉上棺材从她身边擦过去，就拐上了桥。她木呆呆地站着，在我身后大声唤：“连科哥……连科哥……”

她的唤声像手一样把我拉住了。我站下，她小跑赶上来，从口袋取出两个白馍递给我。我不知道该接不该接。那馍在日光里闪着亮。

她把馍塞到了我手里。

我说：“你回去吧，雯淑，我不想要你做伴儿。”

她说：“让我去吧连科哥，路上也好有人给你说说话……”

我不再说啥，犹豫一阵，就递给她一根边绳让她拉着走。我们默默走了几里路，实在觉得冷淡过不去，就问她是如何知道我去卖棺材。她说昨儿夜你们队长找我爸要救济粮，他说让我今早在这等着你。有了这问话，她就把话线拉开了，望着我的脸，一句接一句地讲，说她早想去一次明皋了。她说她去过洛阳，去过郑州，却没去过明皋街。她说她告诉妈说，要去县城的姑家耍一天，她就来桥上等我了。就这样，我们并肩走在沥青公路上，一步接一步地走，脚不停，嘴也不停。她对我说，你们队长真大胆，拿一张大队的介绍信，就去找她爸要返销粮。队长说村里人穷得连病都看不起，书都读不起，还说“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说她爸训了他几句，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让庄稼人的日子越过越穷嘛，不信可以和“文化大革命”前比一比。说她爸怕队长在他家胡说下去，就拿起笔给队长批了五百斤返销粮。队长接过条子一笑，弯腰拱手给她爸作了一个揖。说队长走了，她爸说农村就需要这样的人当队长……

我们一道儿拉着棺材往前走，沥青公路像又宽又长的黑布带儿从我们脚下朝着我们身后抽。日头再也不是红水，再也不是金球，而是一个火团儿在我们头上绕。三十里路，在我和雯淑的脚下终于被一步一步走尽了。入明皋街时，我说雯淑你累吗？她说不累连科哥，你一说话我就不累了，你不说话我就两个腿窝酸。明皋街是南北向，木材市场在街头的河滩地。我们半晌到了木材市，四处不见队长三叔，就把车子扎在市场边。棺材是招人耳目的丧物儿，好多人就有意离我们大老远。过有上半节课的工夫，雯淑说：“你看，那不是你们队长嘛！”

我抬起头，果然就见队长从我们来时的相反方向、扛着碗粗的一根檩条走来了。他很远就看见棺材，从木材市中穿过来，径直到我们面前，把肩上的檩条往地上一扔，一句话不说，就坐在檩条上喘粗气。等气儿喘匀了，又脱下白衬衣擦汗。这时候，我看见队长的腰里别着一把短刀锯。刀锯贴在他的脊梁上，锯齿已经嵌到了肉里去。他弯腰擦汗时，背上露出了一排将要流血的红坑儿；肩膀上，则又青又紫，似乎两个肩膀都被檩条压成了死肉坨儿。

我说：“三叔，你咋不让我们用车拉？”

“傻蛋娃儿，去哪拉？”三叔说着，咧嘴鬼神地一笑，取出腰间的短锯递给我。

这当儿，我看清了三叔扛的是一棵新锯倒的树。

我说：“哪来的树？”

队长瞪了我一眼，狠狠地把话甩过来：“我们家坟头上的！”

他看着我和雯淑问：“清早都没吃饭吧？”

我说都没吃。

“没吃就饿着，晌午一道儿吃。”

说完，队长也不交代啥话，就独自去了木材市的热闹处。过一阵，他就领过来一个红脸中年人。那中年人用脚蹬了蹬那檩条，从这端丈量着走到那端，又用手拃了粗细，就撩起衣襟，和队长三叔在衣襟下摸捏了一会儿手，给三叔数了一卷钱，扛着那檩条走掉了。

队长捏着钱，转过身时，已经满脸红光，很有精神，“哎，你们俩，回去可不要乱讲啊！”

我朝三叔点了一下头。

雯淑有些惊恐，坐在一块石头上不言不动。

这当儿，队长忽然想到了哪儿，过去问雯淑，说你口袋装钱没？雯淑摇摇头，说忘了。队长就从那一卷钱中抽出两张一毛票，犹豫一下，又抽出一张一毛票，递给我，说带着雯淑去耍吧，在这坐着棺材也卖不了大价格。

我领着雯淑进了明皋街，三毛钱买了三个烧饼，各吃了一个半，就沿着大街走。从家禽市到青菜市，又到猪羊牛马市，再到盆罐市，末了到商店逛了一圈，到处都寥寥无人无货。雯淑说真没意思呀！还不如我们田湖镇上逢集热闹哩。

我们回到木材市，已经是晌午饭时。棺材被队长拉到了一棵杨树下。那儿正围着一堆人，不消说，正在和队长讨价还价，双方都争得面红耳赤。

“二百八十。”

“二百五十。”

“二百八十！”

“二百五十！”

“二百八十块钱，少了一分也不卖。”

“二百五十块钱，多了一分也不买。”

“不买你走！”

“不卖你走！”

“走就走，反正我家没有老人等着用棺材。”

“我家也不是人死了在等棺下葬哩。”

“别吵啦兄弟，咱生意不成仁义在，我重拉着棺材回去就是了。”队长三叔这样说着，把衫衣往棺材上一搭，果真就拉着棺材离开了大杨树。

我和雯淑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怔一会儿就紧追几步，跟在队长的身子后。明儿天大姐就要去洛阳住院，等的就是这笔钱，队长却又拉着棺材回去了。回去了，不消说我就不能再读高中了。心里一急，我上前一步，抓住了架子车的车杆儿。

“三叔……”

“不要吭。”队长斜我一眼，厉声说一句，步子迈得更大了。

我们懵懵地跟着队长走。

可不等我们彻底走出木材市，那买棺材的汉子却又从身后气喘吁吁追上来，一把拉着队长肩上的背带绳。车停了。

“说句死话，你到底多高价？”汉子问。

队长说：“死话就是二百八十。”

“二百六十？”

“不行。”

“二百七十？”

“不行！”

“妈的，没见过你这样砸死价格的。豁上去，给你二百七十五。说吧，卖不卖就是一句话。”

队长想了好一会儿，最后咬了牙。

“奶奶！二百七十五卖给你，那五块钱权当被人偷去了。”

就这样，成交了。二百七十五块钱，那汉子数了两遍才交到队长手。队长数了两遍才塞进腰兜里。

汉子把棺材换了一个车，撅着屁股拉走后，队长瞅着那走远的汉子骂：“操你娘的，过的桥也比你走的路要多，还想斗过我？”骂完了，咧嘴笑笑，带着我们去国营食堂，给我和雯淑一人买了一海碗羊肠汤泡白馍。他自己啃了一个馍，喝了一碗茶，我们就上路回家了。

时候已经是日向西偏。我们来时拉着棺材，背着“奠”字，迎着日头走。回时是队长拉着我和雯淑，一身轻快，仍然对着日头走。我们走得很快，日头走得很慢，我感觉到我们肯定能走到日头里边去。在车上，我和雯淑各坐一边车栏杆，都累了，不言不语。队长步子很大。我们等着走到日头心里去。

忽然，雯淑一下抓住了我的手。

“你看，日头！”

我抬起头，一轮红艳艳的日头像一圆血饼正挂在西天。水蓝的天空连一个云花也没有，干净得如用白布抹过一般。那轮日头，看去不是贴在天空上，而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吊在天空上，日头不是薄薄的一层发光的红团儿，而是……是……我不知那厚厚的一层发光的红团儿是什么，就对着那发光的厚厚一层红团愣着神。这当儿，雯淑忽然在我面前抖开了二姐绣的那半拉手帕——水蓝的什布上针绣了一轮红艳艳的厚厚的一层日头——她把那半边红日手帕举在我眼前，大声惊叫着：“像不像？像不像？像极了！”倏忽间，我惊醒过来那发光的厚厚的一层红团儿像什么，差一点吼出一声“啊”来，就对着那水蓝的什布上绣着的一轮红艳艳的厚厚的一层日头呆住了！

我感到我终于走进那遥远的日头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