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高中开学是9月1日。通知是8月15日下发完毕的。我在家等到8月18日，还是没人通知我。大队给村口装了一个大喇叭，大小事情都是通过喇叭通知的。那几天，只要喇叭一响，我们一家就搁下手中的饭碗，或者正做的活儿，支起耳朵静静听着，喇叭里，除了通知开会，再没别的内容。

队长很忙，因为和外队争地界，正打着一场官司。官司输了，队里就要少一亩半地，因此几天间到大队又吵又闹，急得他嘴上燎泡一个接着一个出。雯淑呢，去了洛阳她姨家，一天一天地不回。这样的事情，我又如何敢和雯淑的爸妈讲，就只好在家愁得和爹娘一道火烧火燎。到了19号，无奈了，倒是大姐拖着疼痛的腰身，去找了队长。

很快，队长就端着饭碗到了我家，问明情况，把饭碗一推，让我送回他家，就煞了煞腰间裤带，大步去找他内弟了。

我们一家人都在等着队长回来。末尾，到了日头偏西，队长也没露脸儿。我急了，就去站在村头望。西去的土路，在山坡下像一条灰布带子，除了收工的人群，和懒懒回圈的羊群，硬是没有队长的影儿。

一会儿，爹来了。

“没回？”

“没回。”

爹就陪我坐着。我忽然发现，几天间爹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又深又稠，一道挨着一道。每一道里，都堆着忧愁和尘土。因为怕花钱，他把烟断了。拿惯烟袋的双手，这时候就拿一根柴棒翻来弄去。他的头上，发茬花白，顶着几根干草，像刚从草堆钻出来一样。和我同样盯着西路的双眼，茫茫的，像是没光。这时候，娘来了。二姐来了。大姐扶着墙壁，也一晃一晃地走来。她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扶腰歇歇。等二姐看见，去把她扶来，她的额门上已经有了一层密密的细汗，脸黄得如蜡纸一般。

爹看了一眼大姐，把头勾下了。

娘问大姐：“疼得很？”

大姐说：“没事……不疼。”这样说时，大姐的眼角有了泪。

就这么，我们一家五口，在村头的一棵树下，眼巴巴地瞅着西边。那条光秃秃的黄土道，从我们眼前伸出去，一直延伸到遥远的日落处。西山的那条深沟，又一次把日头吞尽了，只留下红雾在天边的山顶笼罩着。西道的途上，摇着一头黄牛，每走几步，就要对着天空，“哞——”地叫上一声，那声音粗哑而又沉重，像是对上天求救的呼声。我把目光从黄牛身上收回来，见爹依然面西，把头勾着，手里翻弄着烟杆似的柴棒。娘是平视着正西，脸又瘦又小，专注得似乎要把西道吞进她昏花的眼里。大姐呢，大约腰骨疼痛发作得厉害，脸上的汗瓢泼一般，水淋淋的；二姐脸上木木的，只顾扶着大姐，偶尔才扭头西望一下。看着一家人为我这样可怜地缩在暮黑的村头，我忽然想对着田野哭一场。

村里的炊烟，一股股地落下去。饭早的，已经端到门口吃饭啦。

爹急了，猛地从地上站起，把柴棒摔在地上：“娘的，咱不读高中了！瑶沟村四十二户人家没有一个高中生，不是也过了几辈子……”

爹走了。一家人望着爹的背影，忽然就都觉得没有意思起来。读了高中又如何？不也一样是回村种地嘛。爹说得对，第十八生产队，祖祖辈辈不识字，不也过了一辈又一辈。二姐说，娘，回家烧饭吧，不读高中日子还要过。娘叹了一口气，把目光从西路收回来，正要走时，爹却又从村里走回来。

“队长还没回？”爹问。

娘说：“没影儿。”

不知为啥，爹又坐在了原处，又捡起了那根柴棒在手里翻弄，又把目光搁到了苍黑的西路。

终于，一家人没有等到队长回来。

这时候，村中央却忽然响起了“当当——当当——当当——”的钟声。这钟声的节奏，只有队长才能敲出来。于是，一家人都怔了一会儿，就起身披着夜黑回村了。

敲钟的果然是队长。

要开会了。

因开会记工分，所以钟声已过，村人就陆续到了一片。会场是在挂钟的老榆树下。在榆树的一杈偏枝上，挂了一盏马灯。马灯下有一块捶衣青石，队长就蹲在青石上。他脸色铁青，双眼青果子似的凸爆着眼珠，把两只胳膊搁在膝盖上，一手握着拳头，一手捏着“炮筒子”吸，一口接一口地猛抽，烟头上不断烧起划燃火柴似的亮火。都知道，队长开会要发火时，总是这副架势。遇到了这种架势，开会的人就远远躲着队长，谁也不和他言语，找块石头、找个角落坐下听他咒骂。

除了大姐，我们一家都来开会了。

想问个究竟，我和爹都坐在马灯下，总觉得是我家哪儿得罪了队长，于是，爹很小心地上前说：“他叔，你刚回？我让连科他娘回家给你烧饭了。”

队长把炮筒烟从嘴里拔出来，冷冷地说：“我刚从公社回来，连科的高中不能读了，被干部的娃子挤掉啦！”

爹呆着。

我也呆着，像正走窄路时，迎面撞到了墙壁上。

这时候，人们大都到了会场，一堆一堆，散成了几片，约有近百号人马，男男女女的劳力，还有到处窜动的娃儿，把老榆树下折腾得十分热闹。跑动的孩娃，马队般在人缝中跳着，踢起的灰尘和男人们吐出的旱烟，在会场上空绕来绕去。人群里，不断有拍蚊子的巴掌声。要来开会的，差不多都来了。队长吸完了筒子烟，把烟头狠狠往鞋底上一拧，呼地从捶衣石上站起来，旋着脖子看了看村人们，就大声骂了一句——

“我操他八辈子！”

人们都屏着气息，大人们把各自跑动的娃儿揽进怀里。会场上十分安静。

会议开始了。

“两件事，说完散会。”队长站在石头上，扯着嗓门道，“这两天谁长眼谁就能看见，我为那一亩半田跑破了鞋底——奶奶，官司打到大队，又打到公社。给大家说：我们瑶沟村输了！那地断给了一队！”到这，队长顿了一下，转了半边身子，“输了……我说输了活该！谁让我们十八队出不了人物哩？不要说县长、公社书记，连他妈一个大队党支部委员也没有。奶奶的×，都解放二十多年了，连个党员也没出。怪谁？怪瑶沟村的社员没能耐。人家一队呢？大队里有大队干部，公社里有公社干部，县上有县干部，连洛阳地区也有一队的人。你们说：我们的官司能赢吗？我说赢了才出他妈的鬼……真操他八辈子，那地我们不要了，让他们一队种着吃死吧！可我们不要那一亩半地了，却不能不要一个高中生——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都听着：我们瑶沟村解放二十六年，今年出了一个高中生——连科考上县第四高中，学校也录取啦，可他奶奶的，有个公社干部的娃子，比连科少考47分，却把连科挤掉了。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要地可以，可不能不要一个识文撰字的人。没有识文撰字的人，再过一百年我们瑶沟也不会冒出一个人物头！大家说是不是……我说是。眼下我们瑶沟是太受欺负啦……明儿天，连科，还有他爹和我一起去乡公所讲理去，凭啥不答应我们瑶沟去个娃子到四中念书……”

散会了。

村人们离开会场时，破例没有拍屁股打灰的声音，也没有交头的嘁喳，一个一个相跟着，默默地离开了会场，好像都十分心沉。

我们一家走在最后。队长也走在最后。我忽然感到，特别地对不住队长，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极其不该做的事。

爹和队长并着肩，走得很慢。我迟疑了一下，朝前赶了几步。

“三叔……真不能念高中，就算啦……”

队长猛地车转身，把一样东西摔在我脸上。

“说你娘的屁话！回家去吧，不关你的事。”

我低着头，看见从我脸上落下的是一根炮筒子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