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噫嘻

事情就这么一件一件发生着，日子也一天一天地过去着。不真实就像秋天来了，树叶必然要飘落，冬天来了，必然会落霜下雪一模样。我还是每隔一周或十天到天堂街上去一趟（天堂街上繁华似锦，游人如织，我每一次去都觉得荣归故里，光宗辉祖），每次去都对村人说我手头的资料不够用，要到城里的图书馆里去借书。村里没有人怀疑我没去城里的图书馆，没有人知道我每次进城都是去了天堂街。他们看见我穿了羽绒衣，说这是你上次进城买的吗？看见我穿了一件机织的新毛衣，说这是在城里的百货大楼买的吗？说着说着就要下雪了。在一场大雪中，时日到了农历十二月，有件事情的不期而至，猛地把我吓了一大跳——

快要过年了。

下了一场雪，把耙耧山脉白皑皑地覆盖着，膝盖那么深，原来绿旺旺的小麦都在一夜之间不见了。空气变得青绿而寒凉。前寺村的老人和孩子，都躲在家里烤着火，剥着玉米穗，很少再有人到我这儿谈天和说地，问我那些京城里的事。问我故宫的建筑和宝器，问我国家的领导是不是坐飞机时，一架飞机上只坐一个人。坐火车时，是不是一列火车上，也只有他一个，剩下的都是他的服务员。没有了更新鲜的话题儿，也没有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在我觉得寂寞到山高水长，无可奈何时，有一件事情到来了。这事情到来得不期而遇，如期而至，必然而合理，可我却觉得唐突而无奈，像从天而降的灾难般，远比我听说玲珍在城里侍候过一个姓吴的男人，更让我因为措手不及而无法应对和打理。

要过大年了。

下了一场雪。雪一住，村里就有人到城里去了一趟儿。他回来时手里拿了一卷写对联的纸，提了一桶花生油，还提了一兜儿鞭和炮。还不到该办年货的时候，他却把年货办下了，还说他出门到南方做活的儿子，三年没有回村过春节，今年要回来过年了，让他提早把年货置办一下子。

那一天，也是黄昏将临时，村子里喧喧闹闹，安安静静。有人在门口扫着雪，有人把梯子架在房檐下，把房坡上的积雪朝着院里的地上扒。我在下雪的几天里，无法进城到天堂街上去，就躲在家里又把我的专著重新看了一遍儿（以此打发我难耐的时光）。除了发现我因笔误写下的几个错字外，还发现《风雅之颂》千真万确是一本了不得的书。我为专著对《诗经》崭新的理解而自豪，为《风雅之颂》中质朴、严谨的叙述和论说感到骄傲和得意，为《风雅之颂》居然没有出版社愿意付梓印刷而感叹和唏嘘。以为《风雅之颂》不能在盛世诞生，那不仅是我的遗憾和损失，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缺憾和损失。最后把《风雅之颂》看了一遍后，仍然分五个部分装入五个牛皮信封里，又将那五个鼓嘟嘟的信封垒在桌头上，落寞地从我的屋里走出来，看了看我家满院的积雪和我在门前扫出的路，踩着那路刚到门口儿，就看见四叔提着他的年货，拔着深雪，从村外吱喳、吱喳回来了。

我说四叔，这么早你就进城去办年货了？

四叔走过来，在我面前跺跺脚，把他黑棉裤、黑棉靴上的白雪冰渣全都抖落掉，望着我说，杨科啊，你不回家和你媳妇过年吗？

咚一下，我意识到快要过年了。我已经离开京城将近半年了，清燕大学、精神病院和我妻子赵茹萍，没有人给我来过一封信，没有来过一个电话，也没有从京城捎来过一个口信和问候（好在每个月的工资存折上，还总有财务给我发的钱）。我从他们身边走去像一片树叶从清燕大学的树上飘落那样，没人在意，无人过问，如同清燕大学从来没有过杨科这个人，赵茹萍也从来没有和一个叫杨科的教授结过婚，京郊的精神病院也从来没有走失过一个病人叫杨科。

村人们因为有人提前办了年货，就陆陆续续有人去镇上、城里买红纸鞭炮了。过年的话题便按部就班地成了村人们的主题和议事，便不断地有人问我说，杨老师，你什么时候回京城家里过年呀？

说，再回到村里时，一定把你媳妇带回来，都结婚十年二十年了，村里人还没见过你媳妇的模样儿。

说，哎，你回来半年咋没见她有信来？

——咋没听说有你媳妇的电话来？

说城里人和咱乡下人就是不一样，人走了半年几个月，谁也不想谁。

他们像逼我离开村落样，离年关越近，问我是在京城过年还是在村里过年的话就变得越稠密。我说我想在村里过年时，他们就惊奇地看着我，过年你怎么能不回家和你媳妇团聚呢？我说我准备回京城过年时，他们就紧追不舍地说，什么时候走？还回来不回来？

忽然间，我继续在前寺村待下去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在村里待着的理由变得一穷二白、山枯水尽了。回京城，可京城那儿似乎从来都没有过我杨科这个人。待在前寺村，我又似乎不是前寺村的人。我在这个世界闲余而无趣，像多余在路边的一棵草，多余在春来叶发间的一个虫包儿。原来我在哪儿待着都是一个闲余人。都要找到一个最为贴切、合适的理由才能待下去。

可现在，要过春节了，我在前寺村找不到待下去的理由了。

四叔从村外走回来，到我门前，他把手里的一兜鞭炮和红纸放在门口石头上，提着另外一大兜的东西，从我身边挤到我家院落里，说这东西是玲珍让我从城里给你捎来的。说让你回京城过年时，把它捎到京城去。说着他把那一个大兜放地上，又从大兜中取出一袋一袋的小东西，说这是一包儿野猴头，这是一包儿金针菇，这是一包儿产在深山区的小香菇。一包一包的，全都装在透明的塑料袋子里，摆在院里地上和售卖一模样。在发亮的雪天中，我家院里飘荡着红黄干暖的香，像谁家在烘干刚从山上挖来的野货般。院子里的雪，都扫到了院南的一块空地上，堆起来半人那么高，在太阳下面发着光，也散发着雪味儿特有的清纯和白净。在那白净的清纯里，山野干货的香，温暖暖像冰天雪地间的一炉文淡淡的火。有喜鹊在我家的榆树上叫，也有乌鸦在那榆树上叫。喜鹊和乌鸦先前是从来不同枝共鸣的，可在这一天，它们在一棵树上同台出演，一块欢叫，啁啾一片，翠音如竹的声音从树上落下来，像入冬前的冰雹粒儿样。

我抬头朝那树上看了看。

四叔也朝树上看了看。

——玲珍还好吧？

四叔收回目光望着我，有几分抱怨地——你每次进城都该往玲珍那儿拐一下，好坏你们年轻时候也是订过婚的人。

我顺手搬过两个凳子来，一个给四叔，一个放到自己的屁股下（像两个月前守墓的中年人顺手搬过两个凳子来，一个给我坐，一个放到他的屁股下）。坐下后又沉默了长短一会儿，看着四叔取出一根烟，点着吸了几口后，我说四叔，玲珍怎么能嫁给那个姓吴的人，她是看上了他有那一院的房子吗？

四叔点着的烟僵在半空里，直到烟灰砰的一声落在了地面上—

哪个姓吴的？

——哪个吴胖子？

——哪个吴德贵？

——你是说玲珍的耙耧酒家之前帮她开豫西宴的那个姓吴的？

四叔看我一会儿，想了一会儿，像看了我十年二十年，想了十年二十年，脸上的皱纹先是越来越密着，越来越深着，到后来就越来越浅，忽然间变得稀疏开朗了。他连吸几口烟，吐出来把白亮的天空雾成一团儿，再把那烟掐灭，拿手把面前的雾赶开，将手头的半截烟装进口袋里，悄然开悟道，你说的是那个稍微有些胖的姓吴的？玲珍怎么会和他结婚呢？豫西宴怎么是他开的酒家呢？豫西宴是孙林死了后，玲珍为安葬孙林欠下了债。为了还这债，她卖了家里的猪，卖了门口的树，还卖了自己嫁来时的嫁妆和陪送，玲珍就拿着这一千多块钱进城去，先在城里卖蔬菜，半夜到十几里外的城郊地里买那新鲜的，日出时赶到城里的菜市场里卖，靠起早贪黑和力气，挣下一些钱就在政府街那儿租下几间房，开了个小的饭馆就叫豫西宴。那姓吴的是玲珍请的大厨师，能炒一手好菜，能做一手好面食，因为他的手艺好，豫西宴也就生意好。可后来，在玲珍把租的房子和后边的院子全都买下后，准备大干一场时，那姓吴的生病死掉了，豫西宴的生意就垮了，玲珍就又换厨师，把豫西宴改为耙耧酒家了。

——那姓吴的怎么会是玲珍的男人呢？

——玲珍怎么会嫁给她请的厨师呢？何况那厨师还比玲珍大了整整二十岁。

——我说杨老师，杨科呀，难道你不知道玲珍一辈子就只爱你一个人？不知道没能嫁给你，她一辈子没有忘你吗？人家黄花大闺女，凭什么要嫁给咱村大她十二岁、还结过一次婚的孙林呢？就是为了能嫁到前寺村，离你家里近一些，你每次从京城回来，她也能看上你一眼，难道你看不出玲珍的这点心事吗？

——真看不出她这一点心事吗？

——你当真看不出她这一点心事吗？

四叔说完这些就走了，临走时有些气鼓鼓地从凳上站起来，瞪了我一下，说你离开前寺村二十年，不了解玲珍为啥不来问问我？我是孙林的叔，可也是玲珍的表舅呢，这天下有谁比我更了解玲珍呢？有谁比我更知道玲珍的根根梢梢呢？说到这儿，他用脚在地上莫名地狠狠拧一下（像我在公墓吴德贵的墓碑前狠狠拧着那些碎香末儿样），然后斗气似的从我家里走出去。出门后还又回过头来问，杨科啊，你一离开京城就是小半年，在这半年里，不见你家里有信来，不见你说起你家里的事和你们学校的事，要是在学校和家里那边，有了不便说的事，不便回去过年时，玲珍说她病再重也要从城里回来陪你过个大年呢。

——病再重也要陪你过个年。

说完这几句，四叔在大门口儿望望我，见我一时没话说，站在门里低着头，他说你自己想想在哪儿过年吧。想想在哪儿过年吧。就提起他放在门外的年货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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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嘻——这是春天祈谷告诫农官的诗，并另含有一种对世事的唏嘘感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