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都人士

打击轰轰鸣鸣，不厌其烦，接踵而至。

比起课堂上从高朋满座到寥无几人的退场，这一次的打击，才算是击中命门，置人于死地。出版社的社长、主编、副主编和责任编辑都坐在我的办公室。他们看着我，满脸都是对不住我的惭愧和不安，像退我的书稿是他们做错了一桩天大的事。

我一从那寥无几人的教室走出来，系里新留校当辅导员的学生（是因为他有个舅在教育部工作他才留校的）就在门口候着我，说杨教授，出版社来人了，在办公室等你半天啦。我便折身到了办公室，看见他们把我那几块砖似的书稿，放在我的桌腿旁，脸上不安的表情如一块块的灰布样（他们再不安也没有我心里的不安激烈和浓重）。看见地上我用快件发去的那三个装满手稿的长方形纸盒，还依旧齐整地码在那儿，邮局的标签和我填写的邮寄单还原封不动地处女样贴在纸盒上，我的心一沉，连腿都有些软起来，差一点要跪在地上走不了路。

见了我，他们内疚地站了起来（和李广智见我一模样），说杨教授，我们出版社几个领导和编辑专门来向你道个歉，来和你商量一件事。说《风雅之颂》这部书稿，是二三十年来我们出版社遇到的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书。说只要它一问世，必定会在高校和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必然会带动全国新一轮的学习《诗经》热，甚至会如你企望的那样，有望使《诗经》成为咱们中国人灵魂归安的一部书，是中国版、用汉语写成于两千年前的东方人的《旧约》和《新约》。说这部书稿，我们社里都已看过，经研究决定，一是坚决要出书，二是来和你商量一下，出版社现在每一本书都赔钱，编辑和员工都已经三个月没有下发工资了，所以希望你在出版《风雅之颂》时，能资助我们一笔钱。

（我说都走吧，吃饭去，晚上我请客。）

社长说钱要得有些多，因为书稿太好，我们想出精装插图本，你最好能给我们八万块，最少也需要五万块。当然，你要能给十五万了，我们再召集京城所有的古典文学专家们，为《风雅之颂》开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要能出到三十万，就可以召集全国的专家来开会。要出五十万，还能把港、澳、台的专家也请来，把研讨会变成《风雅之颂》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要出一百万，我们还能请来管教育的国家领导人，把会议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

（天都黑了，我说你们不能不吃一顿便饭吧？）

他们说，《风雅之颂》太有价值了，可这年月的现实是，最有价值的书最是没人看。说其实情况你比我们还清楚，现在所有高校的专著大都是自费出书，教授出完了书，我们按半价卖给他，他再按原价一分不少地卖给他的学生们。结果是教授有了学术成就，还在他的学生那儿赚了钱，弄不好还得一个国家的什么奖。有奖金、奖状和奖杯，一箭三雕，和一枪打了三只兔子一样。说现在，各个高校都有这样的研究经费、那样的课题工程费。这些经费、工程费，多得如是一堆土，你不用到出版上你用到哪里呢？杨教授，你说我们说得对不对？像《风雅之颂》这样的学术专著，只要一申请，学术出版经费哗哗哗地就来了，像天一阴就会哗哗下雨样。

（天阴了，也许果真要下雨。）

（也许果真会下雨，你们还真的要走吗？不出书不能不吃一顿晚饭吧。）

（确实的，果真要下雨。我应该把我家阳台上的窗户全都关起来。）

我便起身去关窗，看见窗外乌云滚滚，雷鸣电闪，风像牛皮鞭子般，在半空抽着和甩着。窗外化学系的教研大楼有的窗户没有关，那几扇窗如书页样掀过来，合过去。我盯着那些窗户看一会，就把我家窗户关上了。

屋子里立刻变得凉爽而宁静。

有一股雨前的潮味在四处弥漫着，和我与茹萍之间弥漫的隔膜样，黏黏糊糊，不青不红，看不见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她就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倒满没有喝的水，脸上不知是因为灯光，还是本就那样半白半黄着，像在思考又像压根什么也没想。我把她那杯放冷的水端走倒掉后，又殷勤着给她撮了茶叶，倒水泡好端到她面前，然后小心地拉过椅子，坐到她对面，说茹萍，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他李广智给我批十万或二十万块钱。我用五年时间写了这部专著你说我不能不出吧？可现在除了垃圾，还有哪一本学术专著出书学校不赞助？哪一本书不是越有价值越是没人看？我不能因为你和他有了那关系，反而不能去他那儿要本该给我的出版经费吧？说他要是明白人，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对不起了我杨科，这时候就该主动把出版经费送给我。

我问她，你说是不是？

——你说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问着她，我如得罪了她，本该正眼盯着她，用我的目光逼着她，可我却把目光扭到一边去，像我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样，只好扭头望着我睡的屋门口，看见墙壁上正爬着一只黑色的什么虫。过去用纸把那虫捏下来，扔进垃圾斗，才又坐回来拿眼瞟着她，便看见她原来有些柔和昏黄的脸色变青了，嘴角像被什么牵扯一样动几下，盯着我像看一个她压根儿不认识的人，像盯一个偷过她的贼，声音由轻到重审问似的说，杨科，好坏我是你妻子，你就给我说句实话吧——你敢保证你没有藏李副校长丢的东西吗？

我说茹萍啊，我只让他给我批十万块钱行不行？你知道，《风雅之颂》一出版，会产生什么影响、什么轰动吗？说不定一本学术专著变成畅销读物都是有可能的。说不定，《风雅之颂》本身也是一本《旧约》呢，会像《圣经》一样卖得好。

——我就撕破脸皮给你明说了，杨科，我俩全都想起来了，那东西那一天就放在床头上，我连床下、墙角、墙缝都找了，你没藏它它会去哪儿呢？

——十万不行八万呢？理论教研室的牛教授，出了一本他和别人的书信集，李副校长还批给他十万块钱呢，结果人家用五万出了书，还落了五万块钱在口袋。你说我要出版《风雅之颂》，向他要十万块钱多了吗？我用五年时间写《风雅之颂》，现在我把它出成简装本，八万块钱行不行？

我说不能因为你和他姓李的有了那档儿事，我就不能找他要钱了。你要是明白人，我们夫妻就该联手向他要。不管我藏没藏那东西，你们就权当我藏了。权当我藏了，趁我出版《风雅之颂》的这机会，打报告要他批上二十万、五十万，有可能就批上一百万。他要给我们一百万，过去的事我真的既往不咎。拿二十万我出精装豪华本的《风雅之颂》，那八十万就存到你的存折上。他要批给我们八十万，我也既往不咎，用十万出书，那七十万就存到你的存折上。他要批给我们五十万，我用八万块钱出书，那四十二万就存到你的存折上。茹萍，你说我说的怎么样？你不能不说一句话，夫妻间有事不是都要商商量量吗？

窗外的风，呼啸得山崩地裂，不断有随风而起的沙子打在窗子上和墙壁上。学校里凡是装了警报器的公车和私车，这时候被风弄醒了，红音白响，声音刺耳，一片惨叫。我说了很多话，茹萍总是坐着不动弹。我说了很多话，茹萍都不接我的话，只是问我到底藏没藏李广智的那东西。

我当然不能说我没藏。

我当然不能说我藏了。

我只能说你就权当我藏了。

我说赵茹萍，赵教授，你就权当我藏了。

我说你别问我藏没藏，你就把它当成我藏了。

我说藏了又怎样？不藏又怎样？藏与不藏都是咱们家的事，你我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我们家的学术、艺术、成就、尊严，谋求最大的利益和荣誉。

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柔柔和和说了一大堆的话，最后她总是不理我，总是不看我，把目光扭到一边去，像家里压根没有我这么一个人。直到最后我不再说话了，像她一样沉默了，她才最终扭过头，盯着我，端起茶几上我给她泡的那杯茶，欲喝不喝地僵在半空中，冷冷地对我说——

杨科，是男人你就承认是你藏了那东西。

——是知识分子了，你就把那东西拿出来。

——是我丈夫了，你就把那东西给我让我烧掉或者还给李广智。

我忽然又一次想要朝她跪下来。我说茹萍我真的没见那东西，真的没藏那东西，你这样不信任我，难道还要让我向你再次下跪吗？

为了证明我没拿没藏那东西，我果真就准备朝她跪下来。可在我欲要下跪时，我想起我已经在她茹萍面前跪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向李广智跪下的，第二次是向她茹萍跪下的），我忽然觉得，万事不过三，再下跪就没了力气，没了说服力。于是，我在她面前半弯着腿，一副要跪欲跪的样。然就在这欲跪不跪的犹豫间，茹萍用她的鼻子朝我半冷半青地哼一下，忽然把那杯茶从半空倒在茶几上，用牙缝把自己的声音挤成丝丝条条说，我没想到你姓杨的学问不错，也算半个古典文学的专家，也算半个名教授，也算一个知识分子，可你会这么卑鄙无耻，会这么无赖小人，会利用我和他的关系去敲诈一笔钱，会把那样一件东西藏起来，当把柄握在自己手里边，还死说活说没看见，没有拿。姓杨的，算我姓赵的瞎了眼，一辈子嫁给你这样一个人。你是不是已经听说老校长马上要离休，三朝五日李广智就有可能当校长，才要把那东西藏起来？才要死不承认自己见了那东西，然后把李广智的命运永远握在自己手里边？！

这样问着我，茹萍的眼瞪得又大又红，像两个红色的火球，盯着烤我一会儿。见我半弓半屈地待在那儿没有话，不动弹，她就完全丢了女教授的模样儿，如一个街妇般，如我家乡骂架时要首先把自己齐整的头发弄散披在头上的泼妇样，把手里的茶杯往地上猛一摔，让玻璃杯碎得七零八落（像我撞上她和李广智通奸以后的一天晚上她摔碎花瓶样），然后穿着红拖鞋，从那些白色的玻璃片和绿色的茶叶水中蹚过去，到厨房把菜刀拿出来，递到我面前，说杨科杨教授，这把刀你握在手里边，你要敢把藏着的东西当把柄，敢为出版你的著作去找李广智索要一分钱，你就先把我杀掉；你要敢把那东西，有一天突然拿出来作为证据，去葬送李广智的名誉和前程，我赵茹萍就用这把刀，不是死在你面前，就是让你杨科死在我面前。

咬着牙，说了这几句，她最后看看那把不锈钢的刀，半转身，咣一声把菜刀拍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让茶水溅起来飞到我身上，她脸上。她没擦脸就朝卧室走过去，不急不缓，一步一步，到卧室砰的一声锁上门，把从阳台那边过来的风声沙声隔开来，把一片黑沉浓烈的死寂留给我，自己就无声无息在卧室里。

我便在那黑沉沉的死寂中，茫然不知所措，呆立着完全如《诗经》中早已经死过的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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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人士——这是一首别具特色的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