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麦秸垛下

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是我精神的革命和我对红梅肉体的思念。红梅每天都要出现在我面前，她因为被焕发起了女人的热情，因为她天然的热爱抛头露面的个性，使她在成为大队副支书后，脸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愁容荡然无存。她变得愈发漂亮和动人，英姿飒爽像支华丽的红缨枪，不失女人之美，又不失革命者的干练和利落。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总是那样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每一次开会前，她和我总是先到会场吃碗饭的工夫，在大队的会议室里，我们忍气吞声地相互拥抱和抚摸，亲吻和接触，当听到脚步声，我就正襟危坐地回到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一张柳木桌前的椅子上），她就去摆放着那十几把结结实实的长条凳。散会了，我们本可以在人们走后做魂飞魄散那事儿，可大队长程庆林和民兵营长任贤柱总是死心塌地陪着我说话到最后，鱼不离水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阶级情，鱼水爱）。他们还总是关心热爱地对红梅说：“你先回去吧，一个女人家，桃儿在家等你哩。”红梅就很无奈地望望我，我说：“你走吧，路上小心点。”她就只好走去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像甩不掉影子一样，把我和红梅的情爱立竿见影地隔绝了。有一次，散会后我明明确确地说：“都走吧，红梅留下我俩商量一个事。”可在人走之后，我和红梅刚把衣服解开，我刚把红梅抱上拼在一起做床的三根长凳上，大队的院子里就又有了脚步声，冷汗就轰的一下出满了两身子。

我从会议室里走出来：“谁？”

“我。支书，是我。”一个叫小民的基干民兵在会议室的窗前走来走去说。

我说：“你干啥？”

民兵说：“营长让我在这放着哨，说形势复杂，上个月东小头儿的大队干部开完会回家被人捅了一刀子。说一定让我等你和夏副支书研究完了事儿把你们送到家门口。”

民兵营长，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兄弟，我恨不得在你的裆里踢一脚，在你们脸上掴打几耳光。回到会议室，红梅还在灯光下面系扣整头发，脸上的慌汗如刚刚洗过了脸。那一夜，我们就在民兵的脚步声中，在会议室的门和窗间的墙壁下，站在那儿憋着呼吸把那件事儿做完了。做完了我们谁都没有魂飞魄散那感觉，没有心愉神悦那感觉，我们像万不得已在泥水里洗了一次澡，洗过了觉得更脏了更需要找一眼泉水痛快淋漓地洗一遍。我们脸对脸地坐在两条凳子上手拉着手，听着门外基干民兵有节奏的脚步声，她说：

“我们这样终有一天会出大事的，会被人发现的。会把你我的革命前程葬送的。”

我说：“那你说咋办？”

她说：“先忍着不来往。”

“那不行。一点都不行，你这是要把我急成程天青那样的疯子哩。”我说，“明儿我骑车带你到十八里外的墓里去。”

来日，我骑着大队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提前半个小时到村外等着她。可待我们到了那个墓前时，那墓里又丘进了一副新棺材，墓门被砖和石头堵上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块偏僻的庄稼地。再后来，我们既是一对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对卑琐的偷情者。既是一对觉悟者，又是一对执迷不悟的沉沦者。仔细算起来，在以桂枝的死、程天青的疯为标志的革命成功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程岗附近的河滩、林地、田头、开会的路上、检查生产的沟里，哪儿都有我们的欢愉和悲哀，都有我们的高尚和卑劣，都有我们的兴奋和羞耻。我们的革命光辉像日光样洒遍了程岗大队的田头地脑，我们卑鄙的精液也流遍了程岗镇的角角落落。终于到了那么一天，到了县里组织的基层三级干部在我们大队召开了第一批“三统一”和“一帮一”的革命现场会，县委的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我被吸纳为不脱产的镇党委委员后，我怀着无比喜悦与激动的心情，把所有参观我们程岗的领导、干部送到村头的五辆卡车上，又把王镇长一行人送走后，新的成功使我忍无可忍了，岩浆的高温不能不喷发勃射了。我再也按捺不住革命的热情燃起的肉体的火焰了。

我把红梅叫到了村头第九队的打麦场边上。那儿距村里半里远，三面是又绿又黄的小麦地，一面是耙耧山的一道坡。那面坡正把麦场和村落隔开来。我们先装出是去各队麦田检查田头“三忠于”的大牌子，去看看庄稼的长势和旱涝，后来就到了那麦场的边儿上。田野无人，谁家的一只羊羔在远处的地里啃着麦，咩咩的叫声又细又软地传过来。到那麦场的边上时，我把脚步停下了，火辣辣地死盯着特意为迎接参观的干部穿了一件军用布衫的红梅，用目光把她的衣服剥得一件也不剩。

她四处看看说：“爱军，危险哩，不行呀。明天第二批参观的人就到村里了，被人看见就一切前功尽弃了，就全都鸡飞蛋打了。”

我说：“红梅，我成了镇党委的委员啦，县委组织部的李部长亲口给我说过了，说现场会后就宣布，就正式下文件。”

那时候她先是有些惊奇，有些不相信，可看着我一脸红彤彤、热狂狂的正经时，她啥儿也没说，退着到麦场外边朝远处望了望，回来就一把将我拉进了两个秸秆垛的缝儿里，自己动手把麦秸秆上的麦秸拽下一地当做被褥铺起来，三下五下就把衣服全都脱下了。

被她拽下的一片雪白的麦秸散发着温暖的草气和田土的混合味，而麦秸秆上被一个冬天雪伏雨淋的腐味，也正从她撕拽麦秸的一个口上喷出来，像她为它们把关闭了一冬的寂寞打开了门窗样，腐暖的热味从秆上跌跌撞撞扑出来，把两个麦秸垛的缝儿塞满了。在那热白的气味中，我们像捂在一个被子里，冬末春稍的冷凉没有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仔细地观看她的赤裸了，每一次我俩如贼一样的抚摸、偷情都是那样的匆急和忙碌，都是那样的胆怯和恐惧。这一天，在我将成为一个镇党委委员的前夕里，革命又一次胜利的喜悦把我们的头脑冲昏了，把我们的警觉打消了，把我们的胆怯替代了。那儿离村子只有半里远，离程庙只有二百米，只要走几步拐过那道低矮的山坡儿，一迈腿从水渠的石桥面上跨过去，也就到了村落里，就到了程庙下。可是，我们不顾一切了。她不顾一切了，把衣服全都扔在麦秸垛下，立在那两个麦秸垛的缝儿里，如那一次脱光后立在坟口一模样，赤裸的身上散发着柔白的光亮和香味，双脚和那十粒红色脚趾甲都埋在地上的麦秸里，目光柔柔黏黏地落到我身上。

“祝贺你高升，爱军。”她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解着扣儿说：“我有一天成为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了，你接着干支书；我如果当了正镇长，你就去当副镇长。”

她说：“你先别解扣儿，你看看我是不是有了啥变化。”

我把手停在扣儿上，又一次仔细地打量着她，忽然发现她的脖子上用红线系了一枚精美的心形纪念章，扣儿一样大，正挂在她的乳间的沟缝里，使人想起冬日里的晨时从耙耧山后升起的红日头。我说：“纪念章挂在这儿好不好？”她说：“这是你我革命事业的护身符。”又说，“你还发现啥儿呢？”我把目光从她上身往下移，又发现她的小腹明显地胀起来，原来皮带下的孕纹比先前浅起来。我有些吃惊了。

“你怀孕啦？”

她摇摇头，脸上的笑如着了一层霞云儿。

我说：“你胖了。”

她问：“你喜欢我胖还是我瘦？”

我说：“都喜欢。”

她说：“喜欢我像城里人一样苗条我就少吃一些饭。”

“胖些也好。”我说着拿手指去她小腹上轻轻地抚摸着，感到她小腹上的光滑急速地朝我手指上跳击着，颤抖着。我这样摸了几下，她的脸色开始苍白了，目光开始火火辣辣了。我知道她在每次的事儿前，都希望我这样欣赏她的赤裸一会儿，希望抚摸她一会儿，希望我说几句她爱听的话。我说：“红梅，你越发动人哩，身子的哪儿都如玉一样。”她笑着软软地朝我倒过来，顺着我脱了上衣的光身滑倒在了麦秸褥子上。

“我也好久没有那事儿了，”她望着麦秸秆缝儿的天空呢呢喃喃说：“说了你不信，庆东有那病，只是半个男人哩，我自那次在墓里疯了以后，就再也不让庆东碰我了，他吃再多的中药，跪在我身边我都不让他碰了。”

我微微怔起来，我想起那天程庆东在那窗下熬药的模样儿。

她说：“你怔啥，不冷吗？”

我说：“庆东真的有那男人病？”

她说：“他天天吃中药。”

我说：“也好，桂枝死了，他又有病。”说着我把我的衣服脱光了。我知道这时我该说一句谢她的话，说一句为了我她不让庆东碰她的感激话。可我看见她说出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像雀儿样，卧在她黄白相间的脸上，等待着我去回应她，好使那些雀儿飞出去，使我们的渴求立马就满足。我已经把衣服脱光了，我啥儿也不想多说了，火山岩浆已经熔化了青石，到了地壳的表层下。我啥儿也不能再说了，来不及再说了。焦急使我没有说话的工夫了。我灼热的目光在她小腹下的私地燃烧着，那片金红黑黄的私地把我的目光一丝不剩地吸走了。我先朝她跪下去，一只腿在她的两腿间，一只腿在她的双腿外。我的膝盖碰着麦秸时，发出了燃烧的噼啪声，碰着她比麦秸更白的大腿时，她浑身哆嗦一下，把她脸上的鸟雀惊得扑扑棱棱地飞去了，使她的脸立马从苍白蜡黄中转成了热烫红润的兴奋色。

她说：“爱军……支书……镇长，我要死了哩，我要死了哩……”

她的话使我奔腾的血液愈发地要冲出脉管疯狂了，越过堤岸、飞越肉体了。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手指、脚趾、手上都有血浆、岩浆就要喷出来。我慌慌乱乱、忙忙匆匆，粗暴地将她的腿分开，把我跪在她腿外的膝盖移进她的双腿间。不消说，又一个令人心醉、令人心碎的时候如期而至了；不消说，她殷红柔韧的叫声又将在天空如彩虹一样飘飞起来，又将照亮大地和山脉，鼓舞起我们革命中疯狂的意志和精神，然就这当儿（天呀天，地呀地！），我们的身后有了脚步声，且那脚步声走着走着咚的一下立住了，不走了。

（乱云飞，松涛吼，群出奔涌/枪声急，军情紧/肩上压力重千斤/风雨如磐天地暗/团团烈火烧我心……）

我把头立马旋过去。

程天青突然出现在了场边上。

已经开春了，他仍然穿一件黑色制服老棉袄（我小时候经常见他穿着这件袄，上兜里别着一根钢笔，笔卡儿在兜外闪闪发光），兜口上挂着一枝草棒儿。他的脸不算太脏，只是白多黑少的目光看着我和红梅，脸上的青色惊奇像树叶一样厚。我知道事情不好了，如革命的道路上遭到了敌人致命的伏击一个样。红梅是在我扭头的同时坐了起来的。又几乎与坐起来的同时，她把她的衣服抓在手里了。

就是那一刻，如十里山脉一样漫长的一刻里，程天青盯着我，我也看着他。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文字和图画。我不知道如何来应付这景况，不知道以后会发生怎样天崩地裂、乾坤翻转的事。寒气从我的脚底生出来，迅速地传到了我的手指和头顶，可热汗又分分明明地挂在我鼻尖上。我以为我就要崩溃了，身上的骨头就酥软了，可程天青那当儿忽然轰的一下朝着我和红梅跪下了，头像捣蒜一样朝我们磕着头说道：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姑女都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枪毙我……我认罪，我认罪行不行？看在我是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分上就饶我一回……”

（他真的为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丢尽了脸。）

我松了一口气，开始不慌不忙地穿着衣服，对红梅说了一句“不要怕”，然后衣服穿好了，扣子系齐了，从从容容走出麦秸垛，到仍然跪在那儿磕头的程天青面前，泰山压顶般立下来：“你看见啥儿了？”

他说：“我认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我用毛主席的书纸给孙娃擦屁股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把声音抬高了：“桂枝她爹，我问你看见啥儿啦？”

他依旧不抬头，依旧把头压在地上捣蒜说：“饶了我吧，看在我新中国成立前给八路军送过信的分儿上……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说着说着他不再磕头了，而是跪在那儿一下一下朝自己脸上打起了耳光来。

我说：“饶了你这回，不管桂枝怎样反革命，不管你怎样反革命，一日夫妻百日恩，好歹你也算做过红生、红花的外爷，你就回家吧。”

他不再掴打自己了，怔怔地抬头望着我。

我说：“走吧，去把那头麦地的羊给我赶出去。”

他呆呆地给我磕了一个头，哆嗦着起身走掉了，朝远处麦地的绵羊那儿走过去。

他走了，我回头去看一直站在我身后的红梅时，她脸上的惊恐、蜡黄还如窗帘一样在挂着。

“他要说出去你我这辈子就完啦。”她说。

我想了一阵，望着顺着田埂走了老远的程天青的后背唤：“程天青，你要啥也没看见，你就活在这世上；你要看见啥儿了，你要说出一句啥儿了，你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怕革命就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啦。”

我以为他不会听见我的话，可他听见了，淡下脚，转过身，老远老远地朝我和红梅深深一跪一磕头，又起身走去了。

初春的日光里，有几丝冬末的寒味，从那边山坡下、水渠里过来的风，凉凉地从我们身上掠过去。程天青走去了，但留下的余悸使我俩再也没有那事的兴味儿。我们坐在麦场边的石磙上，望着田野，望着被程天青赶着的羊，望着每一块田地上面向东方的口号牌、语录牌，我和红梅的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儿。她说：“爱军，得想个法儿，既不影响你我的前程，不影响你我的革命形象，又能使你我想到一块了就能到一块，想有那事儿就能如夫妻样随时随地去脱衣裳做事的法儿哩。”

我没有接着红梅的话说啥。我把目光从远处的田野上收回来，无意间瞟了一眼我和红梅刚刚钻过的那个麦秸垛的缝，这一瞟，一个惊人、伟大、雄奇的计划在我的头脑产生了。

云开日出霞光照，千年铁树开了花。我感到我的脑里先是有“当”的一响，接着就是一声轰隆的巨鸣，就在那一瞬之间，那个庞大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在我的头脑里有了轮廓、有了形物、有了开工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