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斗争是革命症患者的唯一良药

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

我们把程庆东的尸体拖回洞房，埋在了靠北的标语下面。埋完后我们就知道，那两年来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无数次灵魂和人身欢愉的地道，我们怕不会再去了。有程庆东在那儿，我们去了也不会再有灵魂的欢笑和人身的高潮了。

从地道把红梅送回家，夜已经十丈深远。我们蹑手蹑脚从她家厦房的立柜出来时，彼此都还有些力气，只是感到紧张后的劳累和疲惫，然红梅看见在院里月光下等她回家已经睡着了的桃儿时，她忽然就瘫坐在那儿，把桃儿抱在怀里，不哭不泪，人如寒冷样抖起来。

我说：“你咋能这样哩？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冷静呢。”

她说：“你走吧，趁桃儿还没醒。”

“千万记住我们说过的话。”最后我这样又嘱托一句，便从红梅家里出来了。我沿着村街回了家，像出门开会回家迟了样大摇大摆地走在村街上。

路上竟没有碰见一个人。

竟连一条狗也没碰到。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程岗大队一如往日。冬天的风还是那么冷，把宣传园地的宣传画吹得四分五裂；午时的日头，还是那么暖暖懒懒，没火烤的村人都在日头地里扎堆儿，捉虱子，说闲话；一早井台上打水的辘轳声也还是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地响。这三天我去镇上开了两个会，王镇长念文件时还是那么摇头晃脑，会开完了照样半冷不热地问一句：“高副镇长，还有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散会。”一切都一如往日哩，和啥儿事情也没发生一个样。连学校该程庆东上语文课时，讲台上空无一人，别的老师也才说了句“程老师开会还没回来呀？那我们今天还讲算术吧。”

第四天，红梅去了程寺，对她的公公、老镇长程天民说：“爹，庆东去九都开会咋还没回哩？会是一天，连路上就算三天，今儿也已经四天了。”第五天，红梅又到程寺找公公，焦焦急急说：“五天啦，还没回来呀!”

第六天，红梅到九都去找她的丈夫了。程庆民拉着桃儿的手把她送到镇车站的长途客车上。第七天从九都传回来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说关于九都教育局召开的“学习张铁生经验交流会”因故在七天前都已取消了，一部分代表接到通知就没去，没接到通知的代表去了当天也就返回啦。而与此同时，在那几天里，九都市的大街和广场上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两起派性斗争。在派性的革命战斗中，交战双方都动用了真枪实弹，各打死对方三人，打伤十几人，还有误死的两具尸体在广场上扔了两天无人认领；交通事故中死了七人，有四个死者的亲属当天就去认领了尸首，有三具尸体三天无人认领。这些无人认领的尸体，最终都被政府的有关部门送往在移风易俗的伟大号召下正方兴未艾的火葬场里火化了。

（天苍苍啊天苍苍，地茫茫啊地茫茫！）

红梅是抱着一个骨灰盒从九都回来的，她从黄昏的落日中下了长途客车，看见车下一片脸色苍白的老师和学生们，看见我带领的沉默着的大队党支部的干部和社员们，看见程天民抱着桃儿瘫坐在人群里，她的眼泪哗啦一下就涌将出来了，两腿一软，人差一点倒在去接骨灰盒的程庆林的怀里边。

“你咋能掉出眼泪哩？”

“我看见桃儿啦，她以后真的没有父亲了。”

“你不信我会对桃儿好？这最起码的觉悟和人道主义我还有。”

“信。可她说啥也没有亲生父亲啦。”

“你这还是留恋程庆东，把我俩的革命友谊看得没有你和庆东的私人感情重。你必须从阴影中走出来，眼望未来，注重光明，以大局为重；以我俩的前程和革命事业为重。忘记过去，是为了轻装上阵，快马加鞭，更快更好地去实践我们的理想，实现我们的理想。”

“你前天学习的文件啥精神？”

“要继续狠抓农业学大寨。”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风息浪止了。没有人不相信程庆东是到九都开会误中革命斗争的枪弹而死的。我们现在分析前因后果，毫无疑问，程庆东也许早就怀疑我和红梅的关系了，因苦于没有证据而不能言声，苦于我和红梅都是如日中天的革命者而不敢言声，苦于自己那种乡村知识分子的懦弱而不愿言声，只是到了去九都开会以后，给了他一次突然返回村里的机会，才悄悄走进了红梅住的厦房里，才发现了那个地道口。可是，他从车站沿街回到家怎么会没有碰到一个人？是他为了突然出现而有意躲着村人吗？还是他那天（到底啥儿时候哩）返回时恰巧街上人稀户静呢？再或，有人见了他，也并不刻意去记住见过他，忽然红梅把骨灰盒抱将回来了，见了他的人也不敢相信到底见没见过他。总之，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就给程庆东开了一个追悼会。

在埋了骨灰之后，程天民大病一场，到镇卫生院住了半月院。出院后他人就老了哩，像桂枝死后程天青突然疯了样，他老得走路都摇摇晃晃了。回到程寺里，他很少再走出那寺庙。人们很少在村里见过他。事情就是这样，斗争是残酷的，革命是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残暴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必然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在那整个冬季里，红梅总是无精打采，缺少朝气，无论我如何向她讲解、灌输人要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胸怀大志，为明天奋斗的革命道理，她都心不在焉，似听非听。我说，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她说她一睡着，就看见庆东的头被我用铁锨像切瓜样劈开的模样了，就看见埋庆东时，庆东无论如何不肯闭眼的模样儿。为了让她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无论在哪儿，没人时，我都热情地对她进行拥抱和爱抚，可她都没反应。我拉她垂下的手，像我捡起了一枝树枝样；我去亲吻她，像亲两片红橡胶。我鼓着劲儿去解她的衣扣儿，去抚摸她的胸，她虽然没阻拦，可也没回应，像我在饥不择食中去咬冷蒸馍。

那个冬末，她成了革命中的行尸走肉，成了我们爱情中的活泥人，成了程岗村人民群众真正的同情者。总而言之，她患了革命忧郁症，患了革命失意症。我作为她的领导人，作为她革命的引导者和她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与情侣，我有责任把她从这忧郁、失意中拯救出来。我知道对于患病的革命者，最好的良药仍然是革命。在革命中跌倒，就让她在革命中爬起来。而在战争时期，革命最好的方式是荷枪实弹去战斗，是让患者上战场。上了战场她把一切也都忘记了，一切病症也就因此解除了。而在非战争岁月里，革命最主要的形式是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开会，在会议上发言或者不发言，批判别人或者被别人批评和批判，这样的斗争就可能把革命者的病症慢慢解除掉。

那些日子我不停地让红梅去开会，凡能让她替我的会议我都让她去参加，能让她替我发言的讲话我都把她推到主席台上去。到冬末的二月间，县里给镇上分下来一批低价尿素肥，是日本国产的纯尿素，尿素的袋子是尼龙布，按往常惯例，镇上把尿素分给各大队，各大队再把尿素分给各个生产队，施完肥后，再把尿素袋儿收回来，照顾给那些军属、烈属和“五保”的老人们。我们已经把尿素的下发计划拟好了，也把尿素袋儿分好了。除了军烈属和五保户，每家一个尿素袋儿，刚好可做一条裤子穿或者一个染色布衫儿，其余的袋子，计划分给党员干部们，分给那些革命的骨干分子和阶级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然就这当儿，镇上召开了一个春前基层干部扩大会，扩大到各生产队的正队长，在这个会议上，王镇长不经党委研究，擅自决定把去年夏秋两季的平均亩产和总产量写在一张巨大的白纸表格里，贴在镇上的会议室。在那表格里，程岗大队去年小麦亩产只有二百一十斤，玉蜀黍亩产二百九十斤（我们把积肥运动放松了），年人均口粮一百九十斤，每个工（十分）只有一毛七分钱。就是说，一个劳力干一天只挣一角七分钱，每天粗粮细粮只有六两吃（我们程岗大队是吃返销粮最多的社会主义集体），这数字为全镇倒数第一，而别的大队最不济也平均亩产三百二十斤，每个工三毛五分钱。亩产最高的是耙耧山深处的王家峪大队，亩产四百二十七斤半，每个工五毛一分钱。王家峪大队支书正是我前边说过的那个赵秀玉。王家峪大队也正是王镇长的家。这个扩大会我仍然让红梅代表程岗大队参加了，会期一天半，吃住都在镇政府，日程安排是头半天学文件，二半天王镇长总结革命和生产，三半天是讨论。轮到王镇长总结的那天后晌，他就把统计表贴在了会议室，这下各大队的干部就炸了，看到“新延安”的革命热火朝天，而人均口粮只有一百九十斤，人均工值只有一毛七分钱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红梅身上了。更为重要的，王镇长在会上把那张图表念完后，竟突然宣布说：“为了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今年春天的化肥和救济粮要拿出一半奖给那些亩产超过三百五十斤的大队、生产队，亩产超过四百斤的大队最少要奖励救济六千斤粮食，低价尿素五十袋。”

会场上轰隆一响，所有的目光又都馋涎欲滴地羡慕到了王家峪的赵秀玉支书的身上和脸上。

红梅在大会休息时离开会场了。

“这是王振海公开出我们程岗大队的丑。”她回来到大队部里找到我（我那天是去大队部里干啥哩？），“是向各大队宣布我们程岗大队无非是个假典型，是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吃，水里的月亮发不了光。”

我们因为爱情的狂热和跌落已经把和王镇长的斗争放到慢处了，没想到王镇长在我和红梅的多事之秋给我们刮风又降雪。这又应验了那句话，在革命的斗争中，你不征服敌人，敌人就会征服你；你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待他羽毛丰满，他就会鹰一样扑向你。少分给我们化肥我们春天如何搞生产？少分给返销粮我们让百姓吃啥儿？红梅给我说着时，我在叠着一张纸。叠着纸我冷而坚定地对我自己说：阶级是不可以调和的；斗争是决然不能停止的。

“这是‘王振海有意给我们走新路’的穿小鞋，”红梅说，“我们提前把尿素袋儿都分给社员了，现在不给我们化肥让我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交代呀!”

真的记不得我那天是去大队部里干啥了，我就坐在桌子前，不慌不忙地叠着桌上的一张纸，像红梅的话压根没听见。

红梅说：“高爱军，你咋不说话？你以前天天说要把王镇长推翻掉，说你要当脱产的王镇长，可这二三年不再听你说这话儿了。现在王镇长敢公然在你高爱军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了，你却连屁都不敢放出一个啦。”

我依然看着手里的纸，叠得不能叠了还在叠（我有胸怀若谷、处事不乱的风度呢），直到把一张纸叠成一个方团儿。

红梅着急了，她忽然把我手里的纸团夺下来，扔在桌子上：“高爱军，你不是自称你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该你出面革命了，该你给大伙出谋划策了，该你向王振海宣战了，可你为啥不说话儿啦？不敢出面了是不是？斗不过王振海了是不是？束手无策了是不是？”红梅这样说着时，她的脸上又有了先前的光亮和激动，又有了一谈到革命和遇到革命形势发生变化时的不安和兴奋。我看出来斗争这剂良药开始在红梅身上生效了，她的那种忧郁由于在革命斗争受到了挫折，或者说她作为年轻、漂亮的女支书受到了王振海的藐视感到人格受到污辱了。我从凳子上站起来，用脚在地上拧一下说：“他妈了，阶级和阶级，果然不能调和哩，你不把他置于死地，他就早晚会把枪口对准你。”

我说：“红梅，有些事情不是不报，是时辰不到，时辰一到，就必然会报。现在王振海又向我们程岗大队开枪了，在你我都心神不宁的时候开枪了。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坐而不动，置若罔闻了；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

我说：“红梅，你现在就回到会场上，密切注意王振海和赵秀玉。我就不信他们没有一腿儿。王振海他老婆是瘫子，在床上不能做那事，我就不信王振海他妈的真的是圣人。”

红梅望着我没有动。

我说：“你去呀。会上该吃午饭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弄出一点线索来，有一丁半点他和赵秀玉的线索就能把他王振海掀翻掉。”

红梅便将信将疑又信心十足地走去了。

红梅再次从会上回来已是吃过午饭的后半晌，我们仍然是在大队部里见的面，仍然坐在我们曾几次当床用过的榆木腿、柳木面的桌子前。我说：“咋样？”她半神半秘说：“有些异样儿，吃午饭时王镇长把他碗里的肉往赵秀玉碗里夹了几块儿；赵秀玉说：‘不要不要’。王镇长说，‘客气啥呀，我们在外边比你们在山里吃的肉多’。”我问：“王镇长给别人夹肉没？”红梅说：“没有见。”

我有些兴奋了：“还有别的啥？”

红梅说：“散会时王镇长在政府门口送各大队的支部书记，我觉得他和赵玉秀握手时握得紧一些，也握得时间长一些。”

我问：“握手时赵玉秀的脸红没？”

她有些遗憾道：“当时我在赵的身后没看清，但我觉得王镇长的眼睛特别亮。”

我说：“日他祖先，百分之二百他们有一腿。”

她说：“不一定有一腿，但至少能看出来王镇长对赵支书格外亲。”

我说：“你不了解男人。他们肯定有一腿。”又问，“分手时他们说了啥？”

红梅想了想：“王镇长握着赵秀玉的手说：‘秀玉，那事你还照我说的做，有了问题你全推到我头上。’赵秀玉说：‘王镇长，咱们那儿山高皇帝远，有了事我也不会牵涉你。’”

我把拳头在桌上捶一下，那桌上仅有的一个空水瓶跳起来滚在地上了：“‘那事’是啥事？不是男女关系是啥儿？这种种迹象表明，王镇长和赵秀玉的关系不一般。”我说：“红梅，毛主席说那话一点都不错：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我们认真了，世界上没有我们办不成的事。还有那段话：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把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他们总有一天要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我们认真了，他露出尾巴我们就不可能不一下揪住他的尾巴，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摔下来。”

红梅说：“爱军，捉奸要捉双，至少也得有人给我们写一份证言材料来。”

我脸上拌了一层笑，隔着桌子把红梅的手捏在我手里说：

“日他奶奶，明儿天你从大队会计那儿借十块钱，就像杨子荣说的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俩去一趟王镇长的老家王家峪，就是买也得买回一份证言材料来。”

第二天，我们就到耙耧山深处的王家峪进行更为深刻和广泛的阶级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