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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是不可能了，以后我没多少日子啦。”

老支书大林叔凝望着张老师。

张老师说：“是我砍了小李村的人头。”以这话来回答老支书的疑问，话出口连张老师都深感不妥。从内心深处，他还并没有最后下了死心，只是觉到在人生中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让这般好的时机失之交臂，会造成终生的遗憾。这话使老支书十分愕然，脸上立刻有了雪白。张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因为家破人亡想不开，老支书说，我已经给村长那东西说过，是我砍了小李村的人头。张老师笑笑，说没啥儿想不开，我对啥儿都想开了。

说啥儿都想开了，其实还不然。很多事情他还正在想。梅的走离，他把最重要的原因归罪于自己对儿子看护的失妥，使儿子死了，才使梅终于离开张家营。事实倒不尽然如此。早几年前，梅在内心就将乡村社会和都市生活矛盾起来。先前她几年回家一次，后来是一年一次，甚或一年几次。家有老父，都市繁华，乡村沉闷而又闭塞，回家本无可非议，只是她每次从城里回来，便有无尽的叹息，枕着张老师的胳膊黯然神伤，有时望着熟睡的儿子热泪盈盈。教完了书，同张老师说得最多的是省会的亚细亚商场。还有华联商场、商城大厦、贸易中心、中国第一服装城，等等。终于有一天，她酝酿了一项计划：春节将至，回家运来一批服装卖掉。虽然和张老师都是乡野书生，但乡土社会经过许多年的变迁，观念上除了婚丧嫁娶的旧规，对钱也比早几年看重十成。村长给学校捐过了款，也当了村长，扩建了砖厂，很多村人去出力挣钱，都准备盖房。张家营也决不仅有张老师那三间土瓦房，村长的洋楼已经旗帜样竖了起来。所以张老师也不会贸然反对梅的计划，更何况她娘家为都市，婆家为乡村，知己知彼，岂可以平常对她的计划进行臆度。刚放年假，凑了八百元钱。张老师和梅一同搭汽车，换火车，一天两夜赶至省会。顾不了许多事情，两个人到服装商场，以童装和青年装为主，专买那些款式陈旧，价格低廉，在城市滞销，甚至几乎没人问津的服装，连扛带抬，含辛茹苦地运回家里，正赶上春节前的两个乡村庙会。经过周密的算计，梅说我们每年这样跑几次，就可以盖起和村长家一样的楼房，如果生意好了，我们就辞去教师，再雇两个人，在镇上开个都市服装店。有了钱，便没有办不成的事。孰料在乡村庙会上，两个教师从事买卖，本就有了许多难堪，可那丰收的人头，高高低低，板栗一样窜动，从他们挂起的服装前过去，无人不去注目，却又极少有人真买。偶有卖出手的，也都是在乡土社会被称为不规矩的人才买。男的是那些被说成地痞流氓者，女的是被以为浪荡胡骚之流。而真正卖得快的，倒是别人从洛阳收购来的旧衣旧鞋。有的时候，看那姑娘俏丽，对某一件在城里过时五年以上的衣服爱不释手，翻来覆去地挑看，却又迟迟不肯从口袋掏钱。

这次生意的失败，对梅是又一沉重的打击。过完年，梅又默默到老君庙小学教书，比起往日，话又少了许多许多，除了辅导辅导孩子的功课，几乎连都市的繁华也很少提起。

时光悠悠，光阴荏苒。转眼又到了麦假。放假的前一天，她又突然想东山再起。张老师出于一种多余的担心，总预感她和孩子一道走了，也许就不再回来，或者迟迟不肯回来，没有让她带上孩子，说留下吧，你不在家，让孩子帮我一个麦收。岂知就是这次走离，她却再也见不到孩子了。埋了孩子，张老师跑八十里路到县城给她发了电报。匆匆从省城赶回，到张家营看到的却是埋葬孩子的一堆黄土。伏在那堆黄土之上，梅从中午哭到傍晚，又从傍晚哭到三更，悲天哀地，死去活来。张老师死死地跪在儿子的坟前听她哭泣。与其说是跪在儿子坟前，倒不如说跪在梅的面前；与其说是向儿子哀悼，倒不如说是向妻子赔罪。

夜是黑到了极处，山梁上奇异的静寂。张老师向梅说了孩子的落水，说了自己抱着孩子的呼叫，说了乡村大夫倒背孩子的颠荡，说了两个小伙提着孩子双腿穿梭般奔跑。说完了，以为她会揪着他的身子哭闹，让他还她孩子，可她却没有这样，只凝视着黑漆漆的乡村，叫着张老师的名字说：“我对不起你了，我想返城。”

张老师默了一阵，觉得终于等到了她说这话的时候，他说：“由你，想走就走吧，我误了你半生，只要你不恨我和这乡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