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程寺之战

放走那些在程寺前焚香的外村程姓人，在程岗大队取得了意料中的良好效果。

放人就在日出三竿的程寺前，一竿一竿的日光普照在祖国的大地上、山脉上和村落里。程寺前的空地上、石头上、墙角下，那时候人山人海，堆满了没有洗脸的社员和群众，他们刚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有人在程寺门前焚香时，脸上都惊吓出一层半污的惨白，如一块块脏布上结了霜。不消说，谁都知道一场非同小可的事件即将发生了。

这当儿，我看见我丈人程天青仍然穿着那个露着棉花的旧棉被，头上顶着几根草，怯怯地立在寺门口，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和红梅在麦垛下被他发现的那一幕，于是我狠狠地朝他冷一眼，他便躲到寺门东的人群里了。程寺大门仍然严闭着，有一股古色古香的潮味从大院的门缝涌出来，像穿堂风样吹在人群中。我朝程寺大门前边走过去，人群立马给我让开了一条道。社员群众都眼巴巴地望着我，等着我对焚香事件的评断和宣判。

我一只脚站到寺前石狮子那又方又大的底座的一角上，一只脚蹬在那座狮子的后腿上，左手卡在腰间里，右手按在石狮子的头顶上，看见所有投向我的眼光都软软弱弱，缠缠绵绵。我知道这当儿我不能立马开口说话儿。我就那么立在狮座上，目光半冷半热，热中透冷，冷里含温地望着寺前密密麻麻的程岗人，望着归我领导了的人民和群众，归我指派的百姓和臣民。我看见我的沉默中，社员们的心跳声如雨夹雪一样落下来。看见站在前排革命骨干分子们的脸上都坚定了一层冰青色，基干民兵手里三尺长的红白木棍（特制而成，他们总是如枪一样带在身上。那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半斜着提在手中，在东升的旭日中闪着新涂的漆光，那些站在骨干和民兵身后的社员们，脸上则呈现出一种死灰色。我不知道我的目光那时候有多冷，也看不见我的目光有多杂。我只看见那些人只要和我的目光一对峙，他们的眼皮就枯草一样卷耷下去了，目光咣的一下子塌下了，头像烈日中的草样勾下去。这当儿，这一瞬，这一点儿时间里，我忽然明白，在乡村的革命中，在乡村的战争、战斗中，有时候原是不用刀枪和语言，不用文斗或武斗，仅仅用目光就能征服那些百姓和臣民。我把目光从他们头上杀过去，从他们脸上扫过去，从他们的衣裳和腿上、脚上荡过去，然后，在这沉默中，我轻轻咳一下，像暴雨前要刮一阵冷风样把我低哑、冷硬的干咳，送刀送针样送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之后，我咳了一下，又哼了一声，清清嗓子，大声地对我的百姓们说：

“今天，我们程岗大队社员们全都看到了——这个新的红色延安非常不幸地发生了骇人的焚香祭祖事件。这样的事件是啥性质？是典型的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后台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典型、又最最反动的反革命事件，抓起来不关进监狱也要打断脚……”

我说：“可我高爱军绝不做那样六亲不认的事。我高爱军虽然不姓程，可我是两千六百口程姓人的村支书。我既是程岗大队的支书，又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咱们程岗程姓人的领头羊。按照革命的原则，我应该把所有参加焚香事件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捆起来，关起来，送到班房里，最起码也让所有的人都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可我不这样。我知道我不这样做将会成为某些人有一天整我黑材料的有力罪证。但是，为了程岗，为了咱们程姓人（咱们程姓人？）我甘愿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甘愿为某一天有些人反对我时留下把柄和罪证，对昨儿夜里的焚香祭祖事件既往不咎，既不上街游斗，更不上交公安；而且还要把已经抓住的人立马放掉。现在就放掉！”

（所有人的眼睛都突然瞪大了。红梅的脸上是一层秘而不宣的粉淡淡的光，贤柱的脸上是一层几分扫兴，泄气的暗灰色。然在社员群众那儿，所有的程姓人，在我的目光下，脸上都显出了一片温暖的明亮和亲近。我该直奔主题了。）

我说：“社员们，群众们，父老乡亲们，焚香祭祖往大处说是内外勾结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可往小处说，它至少也是封建迷信活动，是腐朽没落阶级灵魂的死灰复燃。程颐、程颢是咱们程岗人的祖先不错，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经卷一朝心，现在是新社会，是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你们咋能执迷不悟来烧香磕头哩？昏头啊！你们昏头啊！你们昏头……这让我怎么去说呢？我只能说我不怪你们，不怪父老乡亲，不怪叔婶哥嫂，不怪爷爷奶奶，不怪任何一个社员群众，只怪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寺庙，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藏经楼上的散发着封建资产阶级腐臭的经书和字画。我高爱军再三想过了，党支部也研究过了，放了焚香祭祖的乡亲们我们如何向上级交代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放了人，砸了这寺庙，可砸了这寺庙你们不心疼，我高爱军也还心疼哩。它是明朝盖的老房啊，是我们程姓人的脸面啊，是我们程岗大队的象征啊。咋办呢？思前想后，想后思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烧了藏经楼上的书，烧了那里的字和画，烧了那里的零碎杂乱，既保全了咱们烧香磕头的人和寺庙，又可以向上头交代说我们把寺庙的灵魂烧掉了，我们从心脏革命了，留下的程寺仅是躯体和死壳。”

我看了一眼红梅和程姓的人。他们沉默着望着我，也望着红梅和庆林。

红梅大声地说：“要不烧了那些书籍就得把抓到的人送到县公安局。”

人群中有了活动和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程庆林向前走一步，扭回头瞪着他的同族们：“烧不烧那些书籍只是高支书的一句话，高支书征求大家意见是他敬着大伙儿，可谁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不得不把几十个人送进公安局，结果寺和书又没能留下来，那当儿鸡飞蛋打可没有后悔药。”

我唤：“不想让烧那些书籍，是不是？”

有人回答了。回答的声音来自人群的最中间，像一声雷样炸开来。

“想！——烧了吧，留着那东西干啥呀！”

有了一个回应，人群中就轰然唤叫起来了：

“烧！现在就烧。”

“只要保住人，就把那东西烧得一点都不剩……”

我的人民的心就这样在我的呼唤下向我靠拢了，就这样的被我又一次发动起来了。人群中的唤声如暴风骤雨，随着那高昂一致的唤叫声，那些躲在后边的程姓人朝前挤过来，朝我挤过来，我便率着激昂的人们朝程寺大门拥过去。

我亲自动手把大门摘掉了。

这季节正是临着盛夏的酷热时，已近村头的日光开始散发着它滚热的光。寺门大开后，院里清新的潮味扑面而来，群众都跟在我身后拥进了前节大院里。不消说，有人十年、二十年甚或一生都没有机会走进这院里的藏经楼上看一看，今儿终于时机来到了，革命把时机恩赐给他们了，他们就紧随其后，前脚踩着后脚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寺庙里，加入了捣毁封建残余的战斗行列里。

我最先到了中节院。

中节院里左右相对的“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房被正浓的葡萄架遮蔽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德宗帝和慈禧太后由西安返回北京路过九都游龙门时，分别为二程写的“伊洛渊源”、“希踪颜孟”两块匾原是分挂在“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门额的，这时候也都被葡萄树的叶子遮没了。院子里碗粗的四棵几十年前栽下的葡萄树，未熟的小葡萄一串挨着一串吊挂着，低矮的就碰在人头上。它茂旺的根须把中节院的方砖地面顶得鼓鼓凸凸，使这程寺越发地显出它的古朴和幽静。人们从前节大院往中节院里拥进时，中节大院的幽静把人们的杂乱压住了，镇住了。铁丝和竹竿搭成的葡萄架下蕴存的爽人的寒凉一下使人们哑然了，静默消息了（这多少让不知内情的人明白程天民为啥要住进程寺里仙人去处哟）。我这样想着时，脚步已经穿过八丈深的葡萄院，到了迎面而立的藏经楼。那藏经楼为上下两层，砖木结构，长短五间。第一层的屋子里，中间是通往后节院的过道，两边的两间堆了过时的杂物和用具，摆放最多的是积年的灰尘和草席。就在中间过道房和二层楼的相接处，由“二程”的弟子朱熹亲笔书写的“藏经楼”三个金匾大字悬挂着（另一种说法是“二程”弟子杨时所书写，史中无记，也无人去考，程姓人这样自传自说），使那藏经楼在中节院显出了它的地位和显赫。

我和红梅们也在楼下站住了。

社员群众都在那楼下站住了。

村人们也都站住了。

让几个民兵站在楼门口，让程岗大队的领导干部朝上望一眼，都跟着我登上了二层藏经楼。楼梯在入门左拐的一角上，楼梯吱吱呀呀把我们送上二楼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出现在了大伙的面前了。

我读书时候曾登过藏经楼，成了程天青家快婿以后也上过藏经楼，我百分之百地记得藏经楼这二层五间的屋子里，为了防潮防火，墙上是都用白灰泥过的，那经年累月的白墙已经显出了很厚的灰土和尘黄，在那发黄的北面墙壁下，放了一排老式的涂着红漆的松木大柜子，中间门上有锁的柜子里，摆满了程颢、程颐的著作，有《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和《粹言》啥儿的。那时候“二程”作为耙耧山区及县镇的历史荣誉，老师不断要讲到程颢和程颐，不断要在春、秋天气带着学生来参观，要亲自领着学生分批让我们登上藏经楼，立在那些书柜前，听他卖弄他的崇拜和知识。记得我要考县一高的前一年，我们那个一副奴才相的驼背老师（不过他语文真是教得他娘的好，我善写能辩的才华多半来自他。有一天有人批判他时我会保护他，前提是不能影响我的政治生命和前途）特意挑了我们几个学生来站到那些书柜前，听他一本一本地介绍程家弟兄的著作，还听他说二程的著作中，为弟的程颐著作多，如《上仁宗皇帝书》《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三学看祥文》《颜子所好何学论》《为家君上宰相书》等；而为哥的程颢著说只有《上殿札子》《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颜乐亭铭》等几种。语文老师要我们把他说的话全都记下来，背熟悉，说每年地区出的试题中都有有关“二程”的附加题，答对了就有十分或是十五分（那年果然有这类附加题，因为这个已经退休回家的驼背老师就是出题人）。他还在那书柜前介绍了程颢、程颐的书法和字画，介绍了他们的生卒年月和为官仕途的曲折和不顺。

可是，眼下那些后墙的一排书柜里，连一册、一页二程的书籍也没了，连一张程颢、程颐的字画也没有了，连当年随随便便卷着放在一个柜里的二程的弟子朱熹和杨时的画像也都不翼而飞了，连镶在书柜正中桌上镜框里已经完全褪色的瘦削、长辫子的二程的老师周敦颐的画像也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书柜里摆满了从城里新华书店才能完全见到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各种类型、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还有大开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和书籍，各样条种，少说上百册。上始马克思，下至毛主席，他们五位伟人的著作都分别用红纸垫在柜底上，著作整整齐齐放在纸上面。其他的空柜里，要么就空着，要么规规整整贴了领袖们的彩色画像。而那排柜的中间桌子上，那个原来镶了周敦颐画像的大镜框，眼下则镶着毛主席夹着雨伞、风尘仆仆去安源闹革命的那幅生动、朝气的全身像。

就是说，藏经楼上现在藏的全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了。

就是说，最封建、最心脏的地方，已经是程岗镇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理论的宝库了。

就是说，我们革命的步伐慢了一步，被敌人先一步用革命的幌子把我们真真正正革命的行动挡住了。

就是说，我们早晚要把战争发动到程寺的计划早已经在一些人的掐指细算之中了。我早晚要烧掉那些理学经书的念头程天民早已有所预料了。

村干部们怔怔地立在藏经楼上的书柜前，从那些浮在葡萄架上面的雕花窗户里透进的光亮，轻轻地落在我们脸上和身上，使我们的尴尬明明显显地漂在、挂在每一张犯了革命幼稚病的灰脸上。

那些经卷书籍，据说是在两年前都已不在藏经楼上了。有人说两年前县文化馆来这拉走了，有人看见来拉的是一个吉普车。有人说那一次文化馆只拉了几张桌子和椅子，根本没拉一本书。那么它去了哪里呢？大家面面相觑，每张脸上都挂着一片云。不言而喻，都疑心这些典籍是被老镇长收藏起来了。程庆林提议把藏经楼通往后节院的过道门砸开，到程天民的住处搜一遍，可我深思熟虑了半晌没说话，你们试想想，倘若果真是程天民在两年前就把经卷字画转移走的话，他会摆在三节院里让你去搜吗？倘若要再找不到那些书籍如何向程天民交代呢？（日他祖先，谁都知道他是县政协委员，和现任的县委书记常来常往哩。不当镇长，胜似镇长哩）我们能冲进三节大院吗？能不管不顾地冲将进去搜查吗？革命是要在思考中进行的，高瞻才能远瞩。战争中最忌的是敌情不详，盲目出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行弯路，这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是革命，是革命中的军事行动呢？

（我操他奶奶，要我和县长或书记有程天民和县委书记那样的关系就好了。）

望着村干部和那些黑压压的我的百姓们，我仍然振振有词：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打倒掌权的走资派，不是揪那些退下的走资派。我们不能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既然程天民知道把经卷藏起来，他就不会藏到让我们一下能找到的地方。”

我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把镇政府的政权夺过来。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程天民和程寺这些都是次要矛盾和支流，会随着主要矛盾的解决而解决。‘纲举目张’是啥意思？先推翻镇政府，再收拾程寺和那些虾兵蟹将，这就是‘纲举目张’的活学和活用。”

那一天，就在往日早饭已经吃过时，我们从中节大院取下了德宗帝亲笔御书的“伊洛渊源”匾，慈禧太后亲笔御书的“希踪颜孟”匾，还有朱熹或杨时亲笔书写的“藏经楼”及前院中历代各朝为程颢、程颐或程寺写下的一堆匾额和招牌，在程寺门前焚香祭祖的那儿点火烧掉了，同时还砸了门前宋朝、明朝为程寺立下的两块建寺碑和清末时期哪位达官贵人送卧在寺前的两个石狮子，让这次革命的进攻以象征性的胜利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