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革命者的思念

尝了蜜就知道红薯不甜了，它失去了先前没见过蜜时的味道了。红薯就是红薯，红薯永远不是蜜。

我知道她叫夏红梅，是老镇长程天民家的儿媳妇，娘家是县城东关人。她男人叫程庆东，初中和我是同学，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他到地区师范读了书。再后来，我当兵到军营保家卫国了，他就毕业回到程岗镇做中学老师了。我们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生从此分道扬镳了。

这些资料是我在我娘那儿知道的。我去程家岗上看了娘。那岗上原有的十几户人家搬到岗下后，有几间草房欲倒未倒，还坚忍不拔地立在哪儿，有几个老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还依旧住在那。我到我家的老宅时，我那头发花白的母亲正在剥着玉蜀黍穗儿喂鸡子，看见我她手里的玉蜀黍穗儿掉在地上了，忙慌慌地朝我走几步，扶着一棵树打量我时她的眼上挂了泪。

我说：“娘，我来接你回家的。”

我娘朝我摇了一下头。

我说：“程桂枝要敢对你不好，我就休了她。”

我娘厉眼盯着我。

我说：“我是党员，我要革命，以后他程天青这个支书也得听我的。”

我娘就惊恐不解地审视我，好像他的孩娃有了神经病。革命在没有成功以前，自然都要遭到不解和非议，这是历史已经证明过的经验和教训。我不再和我娘说啥儿。我娘也有落后和愚昧的一方面。

和我娘坐在老宅的院门口，在落日中望着程岗镇的全景和风貌。从十三里河那边开挖来的大渠笔直如筷，流水四季鸣响，从镇后的岗下流过去，像一条永远不弯的绸带绷在山脉下。这当儿，我把目光在水面盯一阵，使眼如洗了一般，待到心明眼亮时，再把目光送到程寺的前节大院里，我就看见了红梅的那个铝饭盒在门框碰掉的红漆还在脚踏石上闪着光。

我说：“她叫啥儿呀？”

老人说：“她叫夏红梅。”

我说：“哪里人？”

老人说：“城里人哩，娘家是城关那儿的。”

我想了一会儿，像是问，又像是自语说：“咋会嫁到程岗呢？城里人咋就会嫁到这偏僻的小镇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她的长相嫁到九都市里才合适。”

老人看看我。老人像看出我的心思样，解谜开结地慢慢说，她还能咋样呢，程岗也是镇子呀，每月逢五是集日，从四乡来赶集的也是人山人海哩，并不比她们城关那儿的集日人少哩。再一说，人家庆东是在地区念过大学哩，当先生，拿工资，爹又是镇长。人家爹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她爹在哪儿？她爹在城关镇里扫院子、烧开水，是侍奉镇长的人，她咋会不嫁到程岗镇？她咋会不嫁给庆东那娃呢？

革命就是这样，没有奉献，就没有基础；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她嫁过来那年还不足二十岁，人细白水嫩，是这方圆百里的一枝花。说话大方，做事利落，一天能织出一件城里人穿的洋式毛衣来，要是村里有一堆姑娘媳妇在街上围着她，央求几句，她就会给大伙儿唱城里人才唱的歌曲儿，就会跳她在学校学的洋舞儿。就是这样，简单得如豆子遇水要发芽，枯木逢春要开花，她的欲望和旺盛的虚荣支配了她的人生和命运，也导致了她和我一生命运的辉煌和悲哀。其实是悲壮。

娘说可惜她得了革命狂魔症。病犯不仅不给老镇长烧饭、洗衣裳，还把镇长用过的碗筷到处扔。说老镇长是被她气到寺庙里去住的。说前些天她丢下娃儿、男人就走了，回城里娘家住了几天，回来就说她没回娘家，说她去北京见了毛主席，说毛主席还和她握了手。北京在哪儿？娘问我，却又自己答了说，北京在北边，千里万里呢，她能走到吗？再一说，毛主席是啥哟？那是皇上哩，她能见得到吗？能和他握手吗？说她回到镇上见谁都伸出手来让人家看，说毛主席握的就是那只手。这样她那只手就不拿筷子了，不沾水洗手了，说毛主席手上的热气都还在她的手上哩。你说她不是有了魔病吗？娘问我说，她是不是成了疯子呀？说镇长让程天青去请了老中医，用三个小伙把她按在床铺上，中医在她头上、手上扎了二十多根银针，让她哆哆嗦嗦抖了大半天，然后针一拔，她就不魔了，不再神经了，该做饭时做饭，该喂猪时喂猪，该去庙里给她公爹送饭就去送饭了。

也许我也患上魔症了，革命让我着魔了，夏红梅让我着魔了。我患的是革命和爱情的双魔症。自那天在程寺见了夏红梅，我的脑子里就总是不断地出现她的声音和影儿。只要镇街上喇叭一广播，不管是歌曲还是样板戏，我的身子就会躁动不安，鞋底、裤腿、裤裆和布衫，浑身上下都像着了一把火。这当儿在城郊铁道边上的那一幕戏会清清白白重新回放在我的脑子里，使我长夜难眠，精神委靡，夜不成寝，食不甘味，革命斗志快刀乱麻般被砍倒伐净了。有一夜，我想把身上的旺火熄灭掉，我用手去我的腿上掐，去我的身上掐，把我的阳物掐出了血，可仍然不能把红梅从我脑子里驱逐掉，不能把铁路上那幕戏的大幕关起来。

我病入膏肓了，无可医治了。我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没有什么神仙和皇帝，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我也只能自己救自己。白天时，我在村里走东串西，到程家前街夏红梅家门口闲逛游荡，期望能冷不丁儿见到她，见不到她我就有意远离程岗镇。有个月我一早到乡下我的姑家姨家串亲戚，天不黑不回程岗镇。我还在我舅家干了两天力气活，他家盖房子，我在那和匠人一样垒了两天坯。可回到镇上时，长夜难眠赤县天，到夜半我就不得不去爬在我媳妇桂枝的身子上。爬在桂枝的身上是因为我把她当成了夏红梅，摸她的头，摸她的脸，摸她又粗又短的脚趾头和有些臭味的脚趾甲。这时候她就把灯关上了，半睡半醒地看着我问：“高爱军，你是不是又想让我生了呢？”

我说：“我想再要一个娃儿哩。”

她说：“那你就来吧，别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哩，摸能摸出娃儿吗？”

她不知道我说完那话我就后悔了，不知道我听了她的话身上的火就哗地熄灭了。这已经是我回到程岗镇的第二个月，对桂枝那一丁点的兴味早已荡然不在了。可那时候我是一头猪，我是一条狗，我不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我不能不对她做事儿，不能不硬着头皮爬到她的身上去。她把灯吹了，做事儿时候她总是把油灯吹灭掉。月光从窗户透进来，寒意也从窗里透进来。屋子里有油灯灭后的黄色焦燎味，有春天暗香的绿色味，还有尘土和被子该晒未晒的潮霉味。孩娃红生和女娃红花睡在床那头，红花的胳膊搭在红生的胸脯上。桂枝过去把他们重新盖了盖，灭了灯就一如往日样坐在床沿上把她的裤衩脱下放在床头上，撩开被子躺下了，说你来吧，你想再让我生个男娃还是女娃哩？我说男娃女娃都可以。她说你来呀，还立在屋里干啥呢？我说窗户里透了风，我把窗户堵一堵。然后我就磨磨蹭蹭拿一件衣服挂在窗户上，把那月光遮住了，把那破窗纸的地方挡住了。她说你来呀，你不是想要娃儿吗？红花满地能跑了，我也想再生一个哩。我不得不慢慢地朝床边移过去。我好像不能不朝床边移过去，好像不移过去她的目光就会翻山越岭，看到我的心里去，看见城郊我和红梅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戏。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可是那当儿，我的欲念急流勇退着，身上又冷又寒像一桶井水从头上浇下来，物儿软得如一截霜下的草。我想对她说算了吧，改日再来吧。想对她说我好像有病了，刚才还硬呢，这会儿冷不丁儿风来了，树倒了，鸟雀飞去了。我庆幸我的倒塌和垮下，庆幸我不需要爬在她身上想着夏红梅，想着夏红梅的白皙和身段，想着夏红梅的耸乳和沟壑，想着夏红梅的秀脸和剪发，还有她脚上红柿子似的十个红趾甲。树倒后猴子回窝了，这一夜我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然就这时候，就在我刚要睡去，不知哪儿的高音喇叭响将起来了。

从喇叭中传来的音乐是《战斗进行曲》。我不知道那音乐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然却能听出播放那音乐的喇叭似乎筒上裂了一个口，或是它在树上挂久了，风吹雨淋后那喇叭的筒上锈出了一个洞，使那乐曲变得有些哑起来，如同那音乐是从裂缝的竹筒里倒出的响豆儿，刺耳归刺耳，却流畅得没法说，节奏和音符明明朗朗，呈出五彩的云花色，从我家的门缝挤进来，把柳木门推得叽叽嘎嘎响；从窗子的破洞挤进来，把挡在窗上的衣服掀得一起一落飘；从后墙的裂缝中吹进来，把床上的被子吹得瑟瑟抖；从房顶掀开的瓦和泥草缝里灌进来，砸得我浑身的肌肉叮当叮当跳。我被那歌曲和音乐鼓荡了，身上慢慢开始烦躁得如一群蚂蚁在我的脉管里爬，血被加了热，手上、脚上、头发、脖子和隐处的旮旮旯旯都有些黏丝丝的汗。我知道我又将疯起来，感到有无数股力量从四肢开始朝着我的大腿中间跑步集合着，我的物儿又英姿勃发了，青春无限了，它像一根木杆样又竖将起来了，到乐曲播放到“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几支美国枪”时，我看到两条铁轨从遥远的地方伸过来，铁轨旁有漫无边际的庄稼地，红梅赤裸着全身躺在那踩倒的一片庄稼苗上向我招着手。桂枝在床上翻了半个身，问：“你还弄不弄？不弄我可要睡着了。”我朝桂枝点了头，向躺着的红梅走过去。我看见红梅在日光里那浑身发亮的光色了，我闻到那股浓烈的麦苗和红梅身上的香味相混的新鲜肌肤味。我到了床边下了。我把鞋子脱掉了，我把我的军用皮带解开了，我把裤子脱下了。

可是，大喇叭中播放的乐曲呼地一声停止了，和弦断了样无声无息了。

桂枝慢慢从床上坐起来，穿上裤衩点上灯：

“高爱军，你不中用你就不要叫醒我，我明儿天一早还要起床烧饭哩，人哪能天天这样呢？做这事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衣裳穿？刚从部队回来我让你有几次，你反倒没完没了啦，不中用还想着那事儿！已经回到镇上一个来月啦，你该下地干些啥儿啦，不是军属啦，得不到照顾哩，再不挣工分一家人去喝西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