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队长和老高叔朝酒店村走去。

公社张书记家住酒店村。

老高叔住在我家房后。老高叔的舅家住酒店村，和张书记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我们去张书记家送那四百斤返销粮。张书记家四个儿子，一年娶个媳妇，一年要起一座新屋。今年要起的新房是给老三住的。老高叔打听过了，张书记家寻人起屋需要小麦。

我拉着架子车，队长和老高叔跟在车后，我们就像丰年去交公粮一样走得轻轻快快，冬日的阳光在架子车上像水一样流动。我说队长、老高叔，你们都坐车上我拉着。老高叔说不坐了，等你成了人物，记住你老高叔为你跑过腿就行。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怕不会成为人物。

队长问：“那边都说好了？”

老高叔说：“和我舅去书记家坐了半天哩。”

我们吃了早饭就离开村子，沿着沥青公路往南走。路边萧条的泡桐、杨树一棵棵朝身后倒去。早早起床的麻雀，在路边啁啾成一个团儿，叫声先响在空中，后扩散到田野上，茵茵的麦苗在田里像蓝线织的毯子，黄爽的土粒在麦苗下雪化成一块暄虚的棉地。麦地里不时有几头大猪在自由地拱着麦根，队长也不时地瞅着白猪骂一句娘的，没人管！到酒店村去，只需途经几个村庄，走二十几里路。半晌时候，我们已经到达酒店村头。这是一个邻着公路的村子，书记家就住在路边。书记家的起屋新址也在路边。年内，书记并不打算盖房，只计划把地基叠起来，等过年后天气转暖，就可一气儿把房屋落成。

到了酒店村后，我和队长在村头等着，老高叔进村去找他的舅。我们足等了有一个时辰，才看见他和他舅、书记三人从村子那头走过来。老高叔的舅是个小老头，身上围了条帆布片儿，不消说是正在给书记家帮工。书记则仍然一身干净，穿着的卡中山装，不急不慌朝我们走过来。

队长忙不迭儿朝书记迎过去。

“张书记……正忙啊！”

“哎……你们……”

“我是田湖大队第十八生产队队长。前年你去我们队蹲过一天点，检查大寨田。就是你让我们在大寨田里进行黄豆、红薯间作，队里才家家都有粮吃。”队长极热情地说着，不管书记如何，就上前像老部下、老熟人样拉起张书记的手，“书记，你不知道吧？田湖大队十八个生产队，就我们十八小队没人出去讨饭吃，就我们十八小队不吃返销粮；家家户户天天锅里有面条，大年小节都去割几斤肉……村里人觉得你几句话就让村人们日子活顺了。听说你家盖房子，无论如何让我们送来一把小麦，表表全村人的一点心意。”

队长这堆话说得极快，弄得书记一时懵怔。他痴痴地瞅着队长，好像在想他什么时间去过十八小队，什么时间说过让十八小队在梯田上实行黄豆、红薯间作一样。一脸被人称颂的光彩，一脸弄不明白的疑虑。队长并不管书记能不能想起这些，说完这堆话，就回过身来，道：“把那几把小麦送到书记家里吧！”

我拉着麦车朝前走。

张书记一下拦过来：“不行不行不行……”

队长说：“张书记，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庄稼人！”

张书记很尴尬，“哪能，我老婆孩子都是庄稼人。”

“就是嘛。”队长说，“说到底你也是贫下中农，也是半个庄户人家，你应该最知道庄稼人的心——啥也不图，就图你张书记以后检查农村工作时，多往我们瑶沟跑一跑。”

“要去的，”张书记“很是书记”地说，“我以前应该说官僚主义啦，日后一定多往你们队里跑。”

有了这话，队长一笑，老高叔就过来推着车子，忙忙慌慌和我一道朝书记家里走。张书记似乎还要拦一下，可我们已经拉着车子走远，也就只好在样子上很不情愿地作罢。我们走得很快，书记和队长在身后跟着。他们吸着书记的烟卷，嘴不停地说道。话语多是书记问些生产队的情况，队长答说从书记上任去队里检查以后，社员们出工率高了，活路做得细了，注意农家肥的作用了，等等等等，形势很好，和以前相比，变化极大，这都是因为张书记的那次关心才有的。

张书记很高兴。不断有书记那铃铛般的笑声叮叮当当在追着我们。

书记家是一座瓦房小院，看去就像一座机关院落。我和老高叔把车子停在门口。书记过去和他媳妇说了几句，媳妇就笑着出来，让我们把麦子抬进厢房。

这厢房是书记家的一个仓库，屋里七七八八堆得极为杂乱。冬天风干的腊肉，呈出枯黑的颜色，一吊一吊挂在一根铁丝上，每一吊都有二斤重，像秋天将尽时丝瓜架上挂的丝瓜一样，弯弯的，皱巴巴的。

“这啥？”

“腊肉。”

“好端端的，何苦风干哩。”

“不坏，啥时都能吃。”

老高叔和我这样说着，瞅一眼门外，顺手摘下一吊，塞进腾空的麻包，就卷了起来。我想这好歹是书记家里，大家来还有正事要干，这样总不合适，万一书记知道了，非误大事不可。

“老高叔……”

“你也摘一吊吧！”

“不要。”

“不要走吧。不瞒你侄儿说，你家兄弟妹妹都三年没吃过腊肉了。”

从厢房出来，队长和书记在上房喊我们进去，我心里噗噗直跳。老高叔不怕。他把那两个麻包卷在一块，夹在胳肢窝，大声对着上房说：“我把麻包送到外边车上。”

我朝上房走去。上房正屋里，坐着书记、队长和老高叔的舅。一入门，队长就对书记说，这就是连科。老高叔的舅望着我，书记也望着我。书记望我时，就像在商店挑选东西。我站在正房门里，面对着一扇屋门。那扇门上的白对联还一点未破，联句是“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片好”，我想回身瞅一下背后门上的联句是什么，可在书记的眼前不敢扭动，只好把头勾了下去。书记家屋里是水泥地。

“高中毕业？”书记问我。

我忙“哎”了一下。老高叔的舅给我递了一个方凳。我说不坐，他说坐吧。我只好坐了。

“今年多大？”

“十八。”

“在校时学习咋样？”

“差不多……语文更好些。”

这时候，队长插了一句，“大字写得好，全村的对子都是他写的。”

“那好吧。”书记站起来，“你们回去，这事我抓紧问一下，给你们支书打个招呼，估计问题不大，不就是一个秘书嘛！”

从书记家出来，老高叔和架子车全都不在，想必他是先走一步了。我们和书记告了别，到老高叔的舅家，仍然不见老高叔，就径直上了公路。公路上仍然没有老高叔，队长前后找着，汽车和拖拉机扬起的灰尘荡了我们一脸。

“妈的，哪去了！”

“可能前边走了。”

“有的话说好由他来讲，咋就一出门就没了影儿。”

找不到老高叔，我和队长只好回走。不消说，秘书的事情已办得不差一二。一出村队长就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连科呀，你都见了，真他妈不易。当了大队干部千万要让村人们扬头过几天日子。正这样说时，老高叔忽然从路边的一个厕所后面钻了出来。

“队长。”

我和队长站下来。

“你去干啥事了？还想不想要工分？”

老高叔笑眯眯走过来，拉起架子车，和我们并肩走着。他脸上溢满了不曾有过的笑，对我悄悄指指队长，指指车上卷死的麻袋。我向他摇摇头，意思说队长不知道，他就更得意地笑起来，居然笑出了声，像一个捡了钱包的孩娃。

队长疑惑地站下来，盯着老高叔的脸。

“我在书记家拿了一块腊肉，”老高叔突然说，“有两斤多重。”

“啥腊肉？”

“风干的咸猪肉。”说着，老高叔停车从包里取出那块丝瓜似的腊肉递给队长。

队长接过腊肉闻了闻，“你咋不多拿一块？”

“不敢。”

“回去给我割一半，娃儿们好几年没闻过腥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