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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此也就罢了，说到底还是那句，一失足成千古之恨。料不到的事情是，娅梅从妇产医院回到藤萝缠绕的新宅，本想在六月的夏天，宁可亚细亚酒楼少赚一些，自己也要好好歇息将养一番，所以一连几天不往酒楼里去。到了一日午后，在家心烦意乱，信步到酒楼一看，上中下三层客厅，空调、电扇都在工作，客人却寥寥无几，少得可怜。照说，正值炎热的夏季，吃喝的人少些当是常事。但一楼的冷饮大厅，不说应该满座，十成有客七八，应是该的。然而，客人却也是寥若晨星。走到服务台里去，蝇子在服务小姐的头上旋转盘飞，服务小姐却睡得十分香熟。沿街开过的汽车喇叭，大吹大擂，声动山河，惊破了全市的午休，唯一不能惊醒服务小姐的美梦。见此番情景，少不了一场大动肝火，差一点把姑奶奶三个粗字写在脸上。叫来临时负责的指派经理一问，才知道她在住院期间，男人来酒楼四次，均是以她的名义，不仅调走了几位精明强干的漂亮小姐，而且又从账户上取走了三百五十万元。问说没有我的签字，谁也不能去银行取钱，为何钱就取走了呢？新换的出纳取出取款凭据，说本来就有你的手章和签字。凭据自然是银行中统一实行浅黄色薄纸。娅梅接过那薄薄一纸，左审右查，对着灯光细看，才发现那签字除了李娅梅的“娅”旁女字，和自己通常签字的“娅”旁女字相比，稍稍瘦了一点，其余实在找不出二样。各样印章，也难以挑剔差错。至此，娅梅才终于明白，乘自己离开酒楼之机，从账上取走一批巨款，是男人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无论那笔迹的模仿，还是各类印章的重新刻印，都周全老道，滴水不漏。从各个方面去讲，同七折八腾早已与别人结婚的光明大商场的老板唐豹比较，这位合法的男人，也许才是都市真正的主人。有了此类情况，不要说离婚的事是越快越好，就是有能力将男人送进班房，也是当该。孩子死了，财产损了，年龄失了，甚至连生存的力气也一下减退三分有二。娅梅什么也没说，从酒楼回到新宅，喝了一杯开水，压下激动的情绪，抓起电话，拨通了北郊的康华文化公司，找到自己所谓的丈夫。

“我是娅梅！”

“听出来了。你身体好吗？”

“孩子死了，你称心如意了。”

“你打算怎么办？”

“离婚。”

“什么时间？”

“越快越好。”

“只要你把财产给我一半，现在也行。”

“我要是什么也不给你呢？”

“我有律师，还有别的一样东西。”

“什么？”

“有一天打开盒子你就知道了。”

关于离婚和财产分配，已经是这世纪之初最普遍的问题。律师事务所的公务人员，也最欢迎这类诉讼，一方分配的财产愈多，他按比例抽成也愈多。娅梅也自然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主顾。她到法律咨询处咨询了有关离婚的财产分配问题，才决定向法院提出离婚上诉申请。可不及她将上诉书递交上去，她便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一个从本市北城康华文化公司寄来的极其精致的木盒，如同情人送给情人的订婚戒指那类盒儿。回到家里，打开一看，盒里除了装有一份平分财产的协议离婚书等她签字以外，还有红绸包的如浅黄的粉笔头儿似的一段婴儿风干的手指。再找盒里，还有一封短信，信上说亲爱的娅梅我妻，这是你我爱情结晶体的第一个指头，你如果不答应分给我一半财产，在离完婚以后，我会不定期地给你寄去或送去一个木盒，就如当初你每周接到我一封求爱信一样，寄完我们孩子的手指我寄脚趾，寄完脚趾我寄鼻子、耳朵、眼珠。都寄完了，我一块一块寄孩子身上的肉。总之，你在这个城市，别打算有一天舒心的日子。我以孩子父亲的名义，从妇产医院领出咱们爱情结晶的婴尸，就是为了你后半生不断接到你最需要的一种礼品。

望着那粉笔头儿似的孩子的手指，她突然之间陷进了人生命运的深渊之中。她不知该把那一截风干的婴指扔了，还是作为罪证送往那些执法的部门。对这些事情，她并不感到多么恐惧，只感到一种精疲力竭的劳累。一种行将垮掉的感觉，如同暴风雨样向她袭来。就在这一刻，她想到了多年没再想过的张家营子，想到了风平浪静的乡土社会，想到了忠厚笃诚的天元，想到了婆婆、强强、黄黄，想到了和天元情意深长的乡村生活，想到了自己近二十年的奋斗，就像顶风行走在都市大海的一叶孤舟，冷不丁儿觉得自己该歇了，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了。就是亚细亚酒楼彻底垮掉，财产真的分给所谓的男人一半，另一半你如何消受？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儿子，没有女儿，除了只有行同路人、素不往来的弟弟和弟媳，你到底还有什么？其余所有，大约就是对乡村生活和乡土社会的回忆了。楼外夏天的炎热，在葡萄藤上慢慢浸染过来，屋里的烦闷像发酵的面团一般，粘粘拽拽地膨胀着，最终将她包了起来。在使她深感繁乱的都市生活将要使她窒息的这一刻钟，面对着所谓爱情结晶的尸婴风干的手指，她终于承认，自己到底是个女人，到底是常人凡胎，到底，不能与这都市畸形繁华所滋养的一些蛹虫一样的人们相提并论，彼此内在的精神还是格格不入，于大都市的生活精神来说，还是隔着一层。究其原因，是因为女人所致，是因为自小养成的秉性所致，还是因为近三十年的乡村生活，被乡土社会的淳朴熏陶所致，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却是说不清的。照理，本可以以丈夫寄来死婴的手指、信件和冒名取款的凭据为证，找好律师，大干一场，只要法律在这件事情上略持一些公正态度，再借助一些新闻媒介那种中国传统伦理的力量，不要说丈夫从自己手里夺不走什么财产，进监狱蹲上一段时间，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然而，娅梅却终于下不了把自己法律上的丈夫因为离婚财产分配不公而送到法庭上去的决心。这种与人为善的弱点，最终仍然是她命运之途上的一个陷阱。最糟的是，明知是陷阱，还要睁着双眼跳将下去。

事情拖过一些日子，整个夏冬四季，她都生活在对乡土社会的怀恋之中。到今年正月，在屋里似病非病地睡了半月，当自己打开医生给的一包西药，看到其中除了十余个白色药片外，还有一颗黄豆似的东西，拿在手里细加辨认，知道了那是一团儿干肉，是自己所生死婴的风干的小鸡儿时，娅梅同时也看到了推门进来的丈夫，风度翩翩，身后跟了一个多彩多姿的漂亮姑娘。

他说：“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算了。”

她说：“我要告你，送你上法庭！”

他笑笑：“你不会，说到底你真心爱过我。”

她冷眼相对：“要会呢？”

他瞟一眼身后妖艳秀丽的姑娘。

“她父亲是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要打官司就得大打，准备打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谁胜谁败还不一定。”

所谓的丈夫领着姑娘走了以后，她左思右想，打听到那姑娘确是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之女，便一声长叹，打消了诉诸法律之念，接受了苛刻无理的离婚条件。于春节以后，办完手续，关起门来痛哭一场，就简便行装，有几分贸然地回到了乡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