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支书的女儿叫红玲，高中毕业，和一个中医西医都行的老头承包了医务所。她上班不穿白大褂，可是满大队社员打针、包扎都缺少不了她。听说她每月都可挣千儿或几百。

从各方各面说，红玲都是极有用的人。红玲长得不好，可她一样是大队的一面旗帜，在镇上各户人家中，都飘扬出猎猎的声响。

一天夜里，娘病了，发烧，我去医务所拿药，月光像水样在地上浇着。从瑶沟到镇上的二里沙路，静得虫鸣都如海啸一样震耳。道两旁的杨树、槐树，黄叶不断像影子般轻微微、无声无息地旋着落下来，落在我的脚前；落在我的身后；落到我的脖子里，凉阴阴的，就像谁用手在轻轻抚摸我。我走得很快，嘴里还哼着曲儿，到镇上时，看镇街和野外一样，静默悄息，只有两条狗在路边卧着，像等主人归回似的。

医务所已经闩门，一条灯光如一条玻璃样直直地横倒在街上，把好端端的大街切断了。

我敲了敲门。

“谁？”

“我。”

“干啥？”

“我娘病了。”

“重不重？”

“不太重。”

“不太重明天来吧，今儿我上山采了一天药，早早睡啦。”

我已经听出来，里边说话的是红玲。她的鼻音很重，就像永远鼻子不通似的。待在门外的一团尴尬里，我一时如被红玲吊在了半空。过一阵，我扒着门缝一瞧，看见她没睡，好像是坐在床上看书，想妈的你个红玲，有一天娶你到家敢这样我就敢揍你，叫你知道天下人都是一般儿肩高肩低的，谁也不能刻薄了谁。

过了好一阵，我把嗓门抬高了。

“红玲，我是连科。”

她在里边明显不耐烦，“谁都一样，睡啦！”

“我娘发烧，是高烧。”

“多高？”

“没量。”

“没量你咋知道是高烧！”说着，医务所的门哗一下敞开了，灯光很硬地打在我脸上。我眨了几下眼，见红玲穿得整整齐齐，如一段短柱般竖在我面前，心里立马如塞满了一捆柴草，烦乱且没有味道。我极想把红玲一把推倒一边去，或朝她那粗粗糙糙的脸上抽去一耳光。我想她那肉乎乎的脸上若真的挨上一耳光，一定会鼓出一片血红来，就仿佛烂熟的红柿子。

可是，我却说：“我娘烧得不轻……”

她没有接话，转身回去绕进药柜里。我看见靠墙的床上果真被子没铺开，药柜上反扣着一本书，黄皮封面，是《中草药制作》。不消说，她真的压根没有睡。当即，我在心里骂了句：“妈的红玲，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见了我都笑脸迎过去；招呼一声，你得慌不迭儿往我家里跑。”

药是九个白片和三包粉面，包完，她像赶我一样，老远撂到了我面前。

没言声，付了钱我转身就走出了医务所。我前脚走出，她后脚跟上，随即就把门又闩上了。那条玻璃似的灯光，翻过我的肩头，落在笔直的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