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程寺之变

这年小满的前三天，一场严峻的考验降在了我头上。昨儿是程颢、程颐父亲程珦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里也风平浪静，我依旧从地道往水渠里挑了将近二十担土，然天将亮时，红梅和程庆林就一道闪电似的把我从床上叫醒了。

“翻天啦，他妈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门前烧纸、烧香祭祖哩。”程庆林冲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

“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动和我们无产阶级对抗呢。”红梅给我递着刚脱掉又要穿的衣裳说，“不刹住这股歪风就树不起我们革委会的绝对权威来！”

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仅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佐证，而且有一天会成为“新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个“迷信部落”的有力证据。果真那样，受影响的不仅是程岗革委会，更重要的是我高爱军的政治生命和前程。啥儿也没说，我立马穿上衣裳，和红梅、庆林三脚两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见程寺大门口有三十几堆烧过的纸灰和焚过的香根。一询问，原来程天民去县城参加啥儿会议了，程寺大门从外紧紧地锁上了，这些焚香的人进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烧纸焚香了。看着那一排排的灰烬和被夜露潮湿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没有发现这些呢？那么，这些烧香的人有没有发现我？

我必须找到这些烧香的人。

让民兵营长任贤柱叫来几个民兵守着现场，我和红梅去镇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脸的王镇长，请求王镇长调动派出所的同志帮我们立案侦破，可没想到王镇长听了我们的汇报，把毛巾在脸盆里不慌不忙揉搓着说：

“我看你们村头那十几亩地该浇水了吧？”

我和红梅都有些尴尬了，那样儿仿佛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我们闲暇无事，拿革命当儿戏在小题大做哩。

“我们今儿就组织人马去浇地，”我说，“王镇长，这时候还有人敢焚香祭祖，这可比浇地增产的事情大。”

王镇长扭头望着我和夏红梅，毛巾在脸上僵一会儿，他说：“高爱军，你不知道我是转业军人吧？我在部队时是营长，现在是镇长，夏红梅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可你总得知道下级对上级说话时该是啥样儿。”

我说：“王镇长，革命没有贵贱之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尊重上级，可上级更应该服从真理、尊重真理。”

王镇长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脸盆里。脸盆里的脏水溅在了我和红梅的身上和脚上。“真理就是你们的地不浇要减产，减产了百姓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就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他这样吼着叫着时，脸上憋了一层血，把他的脸胀成了乌紫色。我想对他说，不是饿着肚子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而是因为饿了肚子，都才跟党走，都才跟党干革命。这是被革命历史实践过的，颠覆不破的经验和真理。可这些话我还未及说出口，王镇长却拉开抽屉，取出几页复写在横格信纸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红梅将那材料抖开一看，竟是我们送到县上和两级报社的那份《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

我和红梅呆住了。

他说：“拿走吧，你们要砸了程寺，你们就砸了程岗大队人的心，我看你们失道寡助以后还如何干工作、当干部、搞革命。”

我和红梅从镇政府出来了。

我们决定要给王镇长一些颜色看一看。

镇政府的大门外有一块砖铺地，砖地四周栽有泡桐树。砖缝中长有细碎的杂草和虫儿。立在那块砖地上，我和红梅的脸色都有些僵黄色。她拿着那份关系着程寺和我们前途命运的《关于程寺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的材料望着我，说：“咋会落到王镇长的手里呢？”我说：“这证明自上而下，党的内部有一条黑线，没有黑线这材料就落不到王镇长的手里。”红梅脸上的僵黄有些淡淡惨白了，仿佛残忍的敌人已经持枪立在我们面前了。“咋办？”她说，“我们不能让王镇长牵着鼻子走。”我们当然不能让王镇长牵着鼻子走，就像中国不能让赫鲁晓夫牵着鼻子一样，我们怎么能让区区的书记、镇长牵着鼻子呢？望着砖地外的桐树林，从树叶的缝中看见从东山挤出的日头如喷将出来的血，哗哗啦啦便把东山脉和半个世界染红了，把世界和宇宙照亮了。我听到那日出的声音如血管炸裂般有喑哑的喊声，看见面前的一棵桐树上吊着一个虫包从半空落下来，啪的一响，那虫就退回包儿了。就在这时，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和开悟，有一股力量从日出的血红中向我输来了，于是，从落下的虫包那儿给我开启了一道革命则生，革命则胜，不革命则败，不革命则死的真理之门。我望着红梅的脸，看见她的眼中有先前曾经有过的惘然和忧愁。我说：“操她妈的，镇长算个屁，当过营长算个屁。”她说：“你敢和他对着干？”我说：“不对着干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反问了一句，默下一阵，盯着红梅无耻地欣赏一阵子，我又突然道：“红梅，你最近想我吗，想那事儿吗？”她朝别处瞟一眼，扭过脸来嗯一下，说：“爱军，桂枝不在了，只要你想我，啥时我都愿给你，只要安全，哪儿都行。”

我拉起红梅的手，在镇政府涂满红漆的大门前，在大门两边的巨幅语录牌子下，在从泡桐树的圆叶间斜射过来的斑驳的日光中，我不顾一切，胆大妄为、如猪似狗，像马似牛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裤缝塞进了我的两腿间，当她柔软的手指触到我无耻的坚硬时，我俩立马全都浑身战栗，触电般各自朝后退了一步，同时叮叮当当把头扭向两侧惊慌地打量着。

有一个程姓的老人提一个水桶从家里走出来，去程后街的井上打水了。

我们扭回头来彼此相望着。

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

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

她说：“你不想那事了？”

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

（她像我盯她样盯着我，不知她是盯着我的嘴，还是盯着我的鼻尖儿，我也是像望着一张裸画吗？）

我说：“今天我们就领着群众冲进程寺里，我们不砸程寺的房，我们把二程的著作全烧掉，看他王镇长敢把我们咋样儿，然后你我就到河滩上，疯一次那事儿来庆贺。”

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渴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我们有牌坊之战的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就坚信程寺之战的必然胜利。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夺取了程岗的领导权，积累了许多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我已经十二分地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刻和奥秘；已经十二分地明白，革命如同战争，革命就是战争。

既然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革命只能靠革命来成功，那么我们为啥不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理论来指导现时的革命呢？我们为何不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呢？我们当然要以革命的形式发动战争，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我们当然要冲进程寺，烧了二程全书、二程画像和藏经楼上所有的四书五经、发黄的脆纸、程家的家谱、寺庙的财产登记簿和所有过去程氏中的文化典籍和资料。那些用牛皮细线装订的长条册书，那些装进布盆的有股霉味的经卷，那些画在巨幅纸张上、留着长胡子的祖像，那些被当成夫子、学问家的神们，虽然很少有人去翻看摆弄，可说起来程岗大队的程姓人（主要是中老年）不都对它们敬敬畏畏吗？他们不都是以此为荣吗？他们不都是把这些当成了程寺的灵魂吗？在革命中，程寺得到了王镇长空前的庇护，王镇长和程寺是啥儿关系呢？同老镇长程天民仅仅是两代程岗领导的关系吗？他们有啥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使他王镇长竟敢把浇地看得比封建迷信更为重要呢？

我和红梅朝程寺走回去。任贤柱和几个手持红白木棍的民兵迎着我和红梅跑过来，邀功请赏似的气喘吁吁说：“高支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抓住了几个烧香的人。”

我和红梅咚一下立在了程后街中的碾盘前。

“都是谁？”

“全是外乡程家的后人。”民兵营长说，“我料到我们程岗的革命这样热火朝天，程岗人没谁敢往这刀尖上撞，去搜了几家，果然就搜出了几个离家远的外乡程姓人。”

红梅说：“为了敲响警钟，杀一儆百，外乡人应该让他们游游街，让他们明白程岗大队的形势一片大好，如火如荼，谁都别想往程岗革命的脸上泼脏水、拉屎尿。”

任贤柱说：“现在我就去准备绳和高帽子。”

民兵营长说完就要转身领着民兵往程中街的大队部里走，我一把将他拦住了。

“在这儿我们就算开了一个支部会。”我说着朝边靠了靠，把一条腿蹬在碾盘上，他们也都朝我更近的围过来。

“让这些人游街，就得罪了这些人的亲戚，”我说，“这些人都是程家后裔，所有的程姓人都以为我们会拿他们开刀、批斗，可我们偏偏要欲擒故纵，放了他们，这样就取得了所有那些原来亲近老班子的程姓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时候不要说我们烧了藏经楼上的书，就是果真砸了程寺，程姓人也不会像上次我们砸牌坊时那样阻拦我们了。”

我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用过心理战，现在我们也要运用心理战。我们的目的是团结群众，烧掉藏经楼的典籍（这是程寺之魂），为下一步夺取镇党委的政权打基础。”

民兵营长说：“白白放了他们？”

我说：“放了。全放了。”

红梅说：“我同意。爱军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不愧是我们班子中的领导核心。”

（我的心肝我的肉，我的爱情我的魂）最先理解我的总是夏红梅，爱情使我们在革命中更加的心有灵犀（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下岗来修地道敢把山移/爱情的汁水浇灌着耙耧的土地/革命的种子开花结果定有期/共产党是亲娘将我养育/夏红梅高爱军红心相依/立志做一个中华儿女/树雄心高举起战斗大旗）。
